“千古一帝”秦始皇是山东人吗？

秦人西迁

曾经，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是认为秦人本就出自西方，持此一说的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蒙文通等。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详述过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说明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不过近世一些学者开始持不同意见，1933年，傅斯年最早提出“秦文化东来”说，他提到:“秦赵以西方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夷夏东西说》)钱穆的《国史大纲》也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依据是《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中谲一支为什么要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垂呢?

据说，由于伯益各方面工作都很出色，舜曾经想把大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先禅让给他，伯益拒绝了，舜才把大禹选作自己的继承人，并要求大禹之后必须把职位禅让给伯益。禹继舜担任部落联盟首领之后，举荐伯益之父皋陶为自己的继承人，然而皋陶未及受政而亡。《史记·夏本纪》载禹“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说的是伯益接任大禹，主政华夏三年，此后主动退让帝位于大禹之子启，避居箕山。另一种说法是，等到禹殁后，启便“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并将益杀死。无论如何，伯益从此消逝于历史舞台，而“公天下”的原始社会为“家天下”的奴隶社会所取代，中国历史上父传子继的帝位继承模式由此开启。及至嬴政吞灭六国，一统江山，自号“始皇帝”、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算是冥冥中为先祖打了个“翻身仗”。据《后汉书·东夷列传》及《后汉书·西羌传》载，在夏一代，东夷部落始终与夏王朝不睦。夏代初年，当夏启死后，东方九夷乘夏王朝内部混乱之际，袭取了夏都安邑，造成太康失国。后来经过帝相，特别是“少康中兴”，又征服了东方九夷。夏代末年，由于夏桀暴虐，东方九夷归附了商族，随成汤参加了灭夏战争，“伐而定之”。尽管无法确定是否与传说中的夏启杀伯益有关，但商汤讨伐夏桀时，东方夷人是积极参与了的。公元前14世纪，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一代)，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商朝与东方夷人之关系，可见一斑。西北大学教授段连勤在《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中指出:“商族酋长汤率领商夷联军在鸣条与夏桀摔的夏军展开决战，夏军败溃，桀逃南巢(安徽巢县)，并且死在那里。商夷联军乘胜西进，攻占了夏朝的心腹地区汾河下游的大夏，并西上扫荡了泾渭流域的夏朝残余势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学理认为，中谲很可能就是跟随这支商夷联军乘胜西进后，驻守到当地的东夷人。而这，就是有籍可考的最早西迁的秦人。另一条重要的线索证实并清晰勾勒出了秦人西迁的路径，那就是“清华简”。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这批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未经“焚书坑儒”影响的战国中晚期文物，在展现先秦史实方面，恐怕比《史记》更有力。清华简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领导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之整理成《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报告的第二辑发表。《系年》一共有138支简，分成23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清华简《系年》第三章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盍(葢)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曆”就是飞廉，“曆”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9.8)李学勤认为，《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来，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正是中谲。中谲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当然，在一些其他学者的研究中，秦人西迁还有别的路径和支脉，但秦人出自东方———具体地说是出自山东莱芜，在当今已是相当广泛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