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古时“一圈一带”：探寻济南的辖域变迁(图)

原标题：济南辖域变迁前世今生

核心提示：

济南、德州、滨州、淄博、莱芜、泰安、聊城“七城同城”的消息，让省会经济圈成为关注热点，事实上，如果说宋代济南府所辖还只有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五个县，那么到了明朝，济南府已辖四州二十六县，也就是说，如今我们说的“七城同城”中的城市，明朝便属济南府管辖。

回溯济南辖域变迁，探寻古时济南名流往事，在推进“七城同城”的当下，或许别有一番意义。

（济南时报记者 江丹 钱欢青）

随着“省会城市经济圈”和“西部经济隆起带”两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启动，省会济南与淄博、泰安、莱芜、德州等周边城市的关系也成为一大关注热点。其实，这样的区域发展战略并非凭空而来，在历史上，济南便与这些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省会济南的成长之路

没有城市能随随便便成为一个区域内的政治文化或者经济中心，济南也不例外。

古代设城立都，首选水源丰富、平原辽阔之地。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济南市区当时名为“历城”。前者条件，“历城”完全不在话下。但后者条件，却让“历城”尴尬。彼时的“历城”，北面有个名副其实的大明湖，南面则有泰山及其延绵余脉，地势有高有低，山水相连，平地实在局促。汉魏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在北方，呈现东西向关系，济南区域内的中心是章丘一带，彼时称作东平陵，背山面水，平原广阔，控制山东半岛联系中原大地的东西交通线。

没有辽阔平原不要紧，对一座城市的成长来说，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作为南北交通的要塞之地，“历城”依然像颗明珠一样备受瞩目。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政权而言，它们需要熙攘繁华的都市，也需要保护权力的军事要地。彼时掩在丘陵里的“历城”，显然属于后者。

魏晋南北朝，济南的这种军事气质开始凸显。魏晋以后，政权形势发生变化。少数民族政权控制北方，晋室南渡建康。政权关系方向由东西转为南北。在这一时期，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之间的“历城”便成为这些政权的必争之地，一会儿打过来，一会儿打过去。谁夺取了“历城”，便意味谁打通了要塞。“历城”往西便是黄河，地势低洼，历史上常发水灾，南北交通枢纽的重任只能落在这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军事要塞“历城”，地位渐升，甚至超越象征着富庶和繁华的东平陵，而后者也因为屠城与缺水，日渐衰落。晋永嘉年间，济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便西移至“历城”。

明代设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成为省会所在。据道光《济南府志》记载，这是济南成为省会的开始。

彼时，除了府治“历城”，现属泰安、淄博、德州、滨州、莱芜的部分地区也囊括在内，如当时的邹平县、齐河县、淄川县等，济南辖域范围达到历史之最。彼时的济南府需要这些富庶地区的经济支撑，譬如泰山的香税、莱芜的冶铁、德州的漕运等。

从汉初设“济南国”有“济南”之名，到明代作为“济南府”成为省会，历经1500年。期间辖域伸缩，直至今日济南之状。如今，它的军事交通意义不减，是全国的铁路交通枢纽，军区机关所在地。作为“省会城市经济圈”里的核心城市，它正在与周边那些曾经熟悉的城市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关系。

别处而来的济南人

走访济南的村落，会在它们立于村头的碑志上发现，这些村子多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迁来，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乡———山西洪洞大槐树。明朝确实有过几次官方组织的移民大潮，明初人口增加多是由外地迁来。

元末，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曾闹水灾，经济凋敝，不少济南人因此离家而去另讨生活。自然灾害之后则是人祸，战乱接踵而至。据《济南通史》的记载，靖难之役中，军事要地济南是抵抗明军的主战场，遭到朱棣的大肆杀戮。那些扛过自然灾害留下来的百姓，不得不逃亡他乡，当时的济南甚至出现了十室九空的现象。

对当时的政权来说，要填满一座空城就跟他们清空一个繁华都市一样，不是难事。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官方组织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活动，响应积极者还能得到来自政府的金钱奖赏。譬如，洪武22年9月，山西沁州一位名为张从整的人便自愿迁移，不仅得到了钞锭，还有田地，作为典型，政府又令其回到沁州，号召百姓跟他一样离开故土，远去济南。

在古代，战乱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其实，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济南便经历过一场民间自发的规模稍大的移民潮。大量人口跟随晋室南下，不少济南人迁至江苏，济南以北和以西一些地方的人口则在济南落脚。但是，这起移民潮中涌动的多是当时的贵族或者大家族，黎民百姓并没有经济和武装实力在兵荒马乱里一走数千里地。北魏时期，济南设立了一些侨置郡县，安置那些来此落脚的外省人。譬如，在现在的长清区张夏村便曾存在过东太原郡。

如今，人口迁移依然在济南发生，但这个时候的人口迁移有着更多时代经济发展的印记。

“七城同城”叫响省会经济圈

济南、德州、滨州、淄博、莱芜、泰安、聊城“七城同城”的消息，让省会经济圈成为关注热点，事实上，如果说宋代济南府所辖还只有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五个县，那么到了明朝，济南府已辖四州二十六县，也就是说，如今我们说的“七城同城”中的城市，从明朝开始就都属济南府管辖，清朝济南府辖域略有缩小，但基本沿袭了明朝，所以，如今我们说王士祯是桓台人，蒲松龄是淄川人，其实在当时，他们都是地道的济南府人。

科举考试，几乎是古人“学而致仕”的唯一途径，作为省会，济南因此也成为全省参加乡试的学子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也是众多南方举子进京会试往来必经之地。除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以外，文人学者们频繁的往还交流，也是省会城市的文化较其他地区更为发达的重要原因。现存山东人的诗文集中，往往都会有一些咏吟济南风景的作品。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名流之间的风雅往事。

没有朱缃，后人也许就无法欣赏到《聊斋志异》

马瑞芳教授曾写过一篇《蒲松龄与历下》的长文，详述蒲松龄与济南的故事———

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参加秀才考试。县、府、道三试第一，成为山东头名秀才，蒲松龄从此“文名藉甚”，踌躇满志地走上求仕之路。但三试之后，蒲松龄却被历下贡院卡住了，他不少于十次到济南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即举人考试，总是受挫。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蒲松龄到济南参加乡试，拿到试题，文思如涌，写得兴奋，竟跳过一幅，留下一页空白。按科举考试规定，这叫“越幅”，与试卷题字错落、真草不全、涂抹污染一样，算作弊，张榜除名。才名满齐鲁的蒲松龄被勒令退场，脸面丢尽，懊丧之极。他写了首《大圣乐》描绘当时心情：“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何以见江东父老乎?”康熙二十九年(1690)，蒲松龄乡试再次触礁，“二场再黜”，在感叹倔强老兵熬场半生、萧条无成的同时，他意识到，“连城双璧，燕石何别?”类似这样玉石颠倒的考试，真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吗?

考场虽然不得意，但经常逗留济南，却让他的创作文思泉涌，《聊斋志异》中的不少篇章的构思，都来自他在济南的所见所闻。而他结识的济南名士朱缃，更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明超《明清济南诗派》一书中曾写到，济南名士朱缃和蒲松龄，因为《聊斋志异》而成了莫逆之交，朱缃也成为《聊斋志异》的主要参订者和传播者之一。蒲松龄孙蒲立德《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说：“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亦索取钞录不倦。盖有世所不知，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之。”也就是说，蒲松龄知己不多，独与朱缃是会心之交。朱缃不仅帮助蒲松龄钞录校订《聊斋志异》，还为蒲松龄刻行了最好的版本。如果没有朱缃的倾力帮助，后世之人就无法欣赏到《聊斋志异》。

一地之文化消长程度大体与乡试、会试的路径不无关系。道光《济南府志》卷六十九《艺文》载蒲松龄《历下亭》诗一首：“大明湖上一徘徊，两岸垂杨荫绿苔。大雅不随芳草没，新亭仍傍碧流开。雨余水涨双堤远，风起荷香四面来。遥羡当年贤太守，少陵嘉宴得追陪。”

其实，和蒲松龄一样想要“少陵嘉宴得追陪”的还有一位著名诗人王士祯。王士祯还为淄川塾师蒲松龄点评《聊斋志异》并题诗。王士祯被称为“一代诗宗”，有关他，如今大明湖畔的秋柳园依然是不绝的纪念。就在蒲松龄参加秀才考试的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前一年，也就是顺治十四年，王士祯游历济南，遍邀在济南的众名士集会大明湖。据载，此时济南秋意日浓，王士祯见环湖柳树叶已微黄，触景生情，即席赋“秋柳”诗四首。在场的文人徐东痴以《和阮亭秋柳诗》四首酬答，一时传为佳话。王士祯所作“秋柳”诗传开之后竟然风靡一时，大江南北一时和者数十家。后来历下文人在大明湖畔成立了“秋柳诗社”，并建馆舍多间，取名“秋柳园”，多有文人在此观柳赏荷，即兴赋诗。清末，人们又将大明湖畔秋柳园

南的一条小巷命名为“秋柳园街”。山东省图书馆研究员徐泳告诉记者，因为济南府所辖范围广阔，又因为科举的原因，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的文化优势，由历城向外发散，波及到周边地区，“一般来讲，乡试、会试必经之地，要比僻远之地繁荣得多，以清代晚期区划而言，济南府所辖一州十五县，历城南靠群山，由它向外发散，西南70里为长清，西50里为齐河，西北150里为临邑，西北180里为平原、陵县，西北200里为禹城，西北280里为德州，北200里为德平，东北90里为济阳，东北180里为邹平，东北220里为新城，东110里为章丘，东210里为长山，东180里为齐东，东南230里为淄川。这些地方的文化发展也不平衡，其消长程度，大体与乡试、会试的路径不无关系。”另外，徐泳说，济南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世家大族为便利行事，也会在此置办家产，“如明末清初的新城王氏、晚清的聊城杨氏等。今日官员、明星多置房产，大多类此。只是古时有钱人房产虽多，所留下的可靠记载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