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大理给了我业余者的眼光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

2008年，叶永青因为奥运移居北京，并被首都的人迷住了。“我认识的最有意思的朋友都是在北京，最好玩的人也都在北京。”

但是这几年，他开始觉得北京没有营养了。艺术家只是在一个很狭窄的管道里生存，这根管道简单地说就叫“展览”，大家为展览而劳作，为展览而相聚。艺术圈不产出新东西，也没有新面孔。“老朋友都特别熟了，熟得像有亲情，基本上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能预判出来，话题也全是重复的。”

这时候，白羊座贪新厌旧的本能就会跳出来，烦恼就出来了，痛苦也出来了，他开始强烈地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大理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虽然到大理的人各有目的，但英雄不问来处，大家在一起，对彼此的判断是看对方有没有意思，绝口不提自己为稻粱谋的那些事，人性的可爱之处会被看见多一点。

“林语堂以前也讨论过，中国人一做正事就变得很讨厌，一进入政治或经济领域就变得很丑陋，所有的魅力都荡然无存。但是一个很可恶的人当他空闲的时候，有趣的部分也会释放出来。”

大理让叶永青觉得新鲜，那么多新移民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涌来，这些人还有满身的能量。唐志冈去了大理就怒了，他不喜欢这些人，觉得他们每个都雀神怪鸟(云南方言，指怪诞离奇)。“只有叶帅你这种人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唐志冈说，“你这种人就像PVC管的弯头一样，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一方面叶永青是万金油式的人物，另一方面他最崇拜的一句话是“为而不有”。“我们云南男人是不干事的，云南所有的事情都是女人干。男人管大事，女人管小事，但是没大事。男人管天啊，地啊，国际啊，政治啊，但这些都是吹牛的事，所以男人什么事都没有，背个孩子抽烟，拉二胡，放牛羊。”

初到大理时，他与太太约定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在那儿休息。但后来还是忍不住，把四川美院的乡村田野调查课拿到大理去上，2013年开始还和张杨、奚志农组织了大理下午茶。

叶永青把这些作为理解为自救而不是济世。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相当于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打扫一下卫生。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叶永青说。各种有意思的人经过大理，叶永青就约他们喝茶聊天，使雁过留痕。而他自己，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

叶永青仍是一根有匹夫之勇的痛感神经

“要做一根神经，首先是你不要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群体的代表，而是回到个体，回到真正的生命。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不敢单独出门的。”

“在这个时代，只有艺术这个行业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匹夫之勇，因为你就是你个人，不需要太大的团队。但现在因为资本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每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个公司了。”叶永青独自走来走去，也是在逃避成为一间艺术公司。

中学毕业那年，叶永青差点儿进旅游局宾馆当服务员，如果当时没考上大学，他很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导游。“如果我做导游一定是很有才能的，云南我是义务做了多年的导游，有七块高尔夫球场是我带着人去投资修的。”

上世纪90年代，叶永青开始了单枪匹马的游历。每次回重庆总是带回很多信息，川美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侦察英雄”。各种趣闻轶事，由他讲出来就变得特别有趣。张晓刚戏称叶太太甫立亚嫁了两次——过去腼腆没话，后来口若悬河。

现在，见多识广的“侦查英雄”回到了大理。

“虽然大理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但真的是风云际会，各行各业有意思的人群，有的在那儿居住，有的从那儿经过。那儿有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情况，另外一种繁荣，这种繁荣实际上是思想和知识的汇集，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改变。”叶永青说。

很多人觉得他是在过着一种告老还乡的生活，只有叶永青自己不这么觉得。“我承认我是返乡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大理就是归宿。我还是喜欢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