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找到的

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被前苏联军队拦下，送到西伯利亚，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从1945年直到杨仁恺1950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

2011年秋天的沈阳，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为了详细了解杨仁恺“发现”的经过，我来到沈阳。因为杨仁恺已经过世，所以拜访了几位相关人士。

杨仁恺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之后，一举成名。他从辽宁省博物馆职员，晋升为副馆长。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于2008年过世。

在辽宁省博物馆，我和师从杨仁恺的博物馆前研究员戴立强见面。

这天是星期一，博物馆休馆。他在博物馆负责裱装工作，个性严谨，谦称自己是一边动手裱装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四十几岁以后才获得杨仁恺的肯定，晋升为研究人员。

在杨仁恺手下，戴立强负责《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等研究工作，《姑苏繁华图》也是这个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名画。戴立强2010年从博物馆退休。

依据戴立强的说法，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发现”的这5年间，《清明上河图》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被推测为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溥仪意图逃亡日本，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清明上河图》也包括在内。溥仪在机场被前苏联军队逮捕收押，《清明上河图》 被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第二，在东北的一位解放军参谋长，名叫张克威，他喜爱文物，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清明上河图》，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

第三，溥仪的随员带着《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后来和溥仪分开，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戴立强说，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相关资料，很难查证。

他笑着说：“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都有弱点，马上就会被反驳。”

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可以想象，在那些动荡的岁月，《清明上河图》丢失、被烧毁、无从寻觅等都有可能。幸而，《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杨仁恺对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伟业”，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

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件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

杨仁恺的代表作《国宝沉浮录》中，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叙述也很短，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

沈阳画家王成，曾经担任杨仁恺的秘书，他说：“他是个具有专业技师气质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专业的工作，对于周遭的人以特别的眼光看待发现《清明上河图》这件事，他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以后，在东北发掘出堆积如山的古董，他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更重要。”如王成所说，杨仁恺不只是发现了《清明上河图》，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找寻“消失的名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企业或个人收藏的“东北货”，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

听到这样的消息，杨仁恺以沈阳的博物馆为据点，来回穿梭于长春、营口、天津、锦州等城市，鉴定和收购文物。

在当地，伪满洲国士兵曾进入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宫廷掠夺文物的事情，广为人知。那些掠夺者多数住在东北，为了钱就随便抛售文物。当时杨仁恺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些信息，跑到这些人家里进行制止，说服他们“偷来的是不义之财，还给国家才有道理吧”。

通过这样的方式征集到的文物件数，据说超过一千件。这些失而复得的文物，大部分都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一部分“绝品”则被移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的收藏品都有编号，从第一号到一三号都不在馆里，已被移至故宫等中央级机关。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是第一三号以后的文物。

而杨仁恺发现的名作，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宝级作品。

“当时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苦于收集文物难，而辽宁省博物馆因杨仁恺搜集到的珍品，显得很有分量。”王成这么说。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杨仁恺的人生以及他和《清明上河图》的相遇，其实都有着历史变化的力量。历史、政治、个人的复杂交错，从《清明上河图》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生于1948年，在研究机构的技术部门上班，过去对于父亲的功绩不太关心。当他父亲过世时，见到许多人前来吊唁，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而将父亲的朋友及同事们寄来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很厚的纪念集。

在家中和我见面时，杨健说：“我父亲一生都在追寻散佚的文物。”他是寻找散佚文物的猎人，捕获的第一件猎物就是《清明上河图》，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