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高房价让年轻人能否有张床成问题

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也许是出于不安分的性格，魏雪明决定在北京创业，一边在原来的公司里上班，一边琢磨着创业的事儿。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开始进入插画行业。

魏雪明为创业做的第一件事是制作网站。“我发现行业内很少有自己公司的网站，大多是在博客上上传作品。我想，既然是要做个公司，要长期发展，那就做个网站吧。”脑中冒出做网站的想法时，魏雪明对网页制作一窍不通。他白天在公司下载教程，晚上回家边学习边实践。有时魏雪明在深夜研究三四个小时怎么做网站后，就到时间上班了。熬了3个晚上，终于把一个简单的网站搭建出来了。但有一天实在太累，他睡着了，迟到了几分钟，被公司罚款100元。月末，他带着打工这一个月赚的1900元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

2009年8月3日是魏雪明的生日，也是他拿着东拼西凑的1万多元钱开始创业的日子。那天，他的生日愿望非常简单：“只要公司不在下一个生日时关门就好。”

他买了3台电脑，花了四五千元，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一次交了4000元3个月的房租之后，魏雪明手里只剩三四千元，刚好够给两位员工发工资。

魏雪明说他发小广告最在行。靠着混进出版社的QQ群里打广告，魏雪明接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务。这笔业务的收入只有5000元，但想把这5000元赚到手里着实不易。对方反复提出修改要求，“好像要让你改上半年才满意”。眼看第二个月要给员工发工资了，魏雪明身无分文，只能伸手找家人借了三四千元。“最窘迫的时候不是手里没钱，而是手里一分钱没有，还得给别人发工资”。

靠着发小广告的“宣传战”，魏雪明的业务逐渐走上正轨。后来他又招聘了两位员工，将公司搬到了南三环。创业那年年末，魏雪明的纯利润有三四万元。

第二年春天，魏雪明的公司已经达到20个人左右的规模，但他很快就遭遇了一场目前为止最为彻底的打击——公司的主管带着全部主力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公司。

上周五刚刚发完工资，新一周的周一，魏雪明去上班，才发现办公室空空如也，有个同事甚至还顺便带走了一个价值300元的绘图板。魏雪明病倒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病好后，魏雪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看到同龄的老乡已经在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魏雪明有些懊恼。无意间，他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看书，她身后的书架上，大部分图书都是魏雪明的公司绘制的。这让他信心大增。朋友在一次聚会时对他说，“慢慢来，钱不好挣。好挣的话，谁不都发财了?”一句简单的话令失落的魏雪明重燃信心。

他将公司搬到不远处的北京宝隆大厦，重整旗鼓。从地铁站走到宝隆大厦要经过一条300米的狭窄小路。路旁有烤羊肉串和炸臭豆腐的小摊，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房屋出租的广告。路面坑坑洼洼，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卷起呛人的尘土。

马路的另一头是北京的新地王，今年7月3日，这个地块以17.8亿元的总价被拍出，溢价率30.2%，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该地块打造的产品售价可能达到10万元/平方米以上。

就在这条路上，魏雪明独自蹬着三轮车，跑了三趟，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搬到了地王身后的大楼。为了节省运费和组装费，魏雪明一整晚都没合眼。但那时候，他内心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现在的魏雪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一年纯收入四五十万元。但他依然“睁眼闭眼都是压力”。为了支撑整个公司的运营，他一个月的支出有10万元，员工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此外，房租已由4000多元涨到7000多元，水电费1500多元，公司运行的成本逐年增加。

他在个人主页上写下：有人一辈子遭尽苦难，却毫无意义，有人经历磨难，却最终站上了人生的巅峰，突然顿悟，受苦的价值，取决于为什么而受苦。

就像魏雪明在自己的漫画里引用作家刘同的一句话一样：不要脸、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不然那只是一段日子罢了。

(二) 姜轩：回到老家才有稳定生活

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他仍旧选择离开

天津人姜轩(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公务员。

姜轩说自己是“风险厌恶型”，他预感到继续在北京生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战，所以懦弱地逃离了”。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姜轩开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三) 刘占杰：在北京太累了

10年后的今天，他仍是一无所有

快30岁的刘占杰来北京10年了，他所有积蓄只有几千元。

“我想回家，但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回去?”2003年，初中没有读完，刘占杰就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打工。他做过保安、干过物业、也给别人当过司机，现在的他处于无业状态。

他说自己比月光族还“光”。

他在北京的房租已由最初的每月300多元涨到了1200元，加上水电费、网费，每月的支出超过1300元。他从来没敢想过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收入不稳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收入在2000元上下。很多时候，家里的支出还要依靠在北京当导游的女朋友。

开车是刘占杰的特长，但因为没有户口和纳税证明，他始终拿不到牌照。在老家，务农的父母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在他读初一那年，为了交学费，父亲从亲戚那里借了200元给他。

那是刘占杰第一次自作主张，他把200元带去学校又带了回来。把钱还给父亲，他决定不读书了，去北京打工。来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一个月收入1200元，因为单位包吃包住，他基本把工资全部攒下来了。

没过多久，他去上海投奔朋友，找了一份群众演员的带队工作。他的任务是将群众演员带到拍摄现场。“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当时刘占杰在上海闵行区租了房子，房租只有180元，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五年，攒了七八万元。

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做起了保安，一个月2000元工资，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跑去帮别人开车，月薪3000元左右。随着公司的消失，刘占杰这个司机也失业了。现在的他，只能依靠之前攒下的钱艰难度日。

“在北京，太累了。”刘占杰看了一眼屏幕已经碎了的海尔手机，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