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高房价让年轻人能否有张床成问题

原标题：北上广请给奋斗中的年轻人一张床

10月10日夜晚，一位年轻人在北京站等候列车。本报记者杨杰摄

坚守还是逃离?正成为越来越多在“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当专家们还在从数据里论证“逃离北上广”是不是个伪命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对他们发展空间的挤压。为此，我们试图以北京为样本来探讨这一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房租价格已连涨42个月，北京市房租价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来连续52个月上涨。9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3%，其中房租同比上涨4.5%。

飞速上涨的房价，对许多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买不买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张床的问题。居住成本的持续上涨引发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涨，让“坚守”更加艰难，也让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发遥远。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在“北上广”的地下室里苦守打拼，还是在家乡的办公室里安稳地喝茶，两种选择，无所谓高低。然而“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如何对待奋斗中的年轻人，其意义却不寻常。

最近，北京市启动了7万套自住商品房供应规划，尽管其对房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却可以见到，一座城市在与高房价博弈时屡败屡战的坚持。

虽然从数据上分析，由于地区差异，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但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轻心。毫无疑问，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奋斗中的年轻人的一张床，那么从长远看，这座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势必衰减，它的繁荣也难以走得更远!

(一)魏雪明：“逆袭”后，更明白奋斗含义

“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一个钟楼。它们镇守在积聚了拥挤人群和复杂情绪的广场，迎来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对钟楼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耸立在那儿，一到整点，必会传来一段悠扬的《东方红》音乐和点点钟声。每天，有20万人听着这钟声，或迈入繁华的城市，或转身离开、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车。

5年前，K602次列车载着22岁的魏雪明从山西来到北京。刚刚大学毕业的魏雪明在火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后站在了北京站广场，除了手里攥着的硬座车票，他几乎一无所有。魏雪明对那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记忆犹新，“当你站在皇城脚下，来北京之前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间崩塌了”。

5年之后，魏雪明写出了自己的逆袭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画书，购了房、买了车。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个睡地下室、乘末班车的经历有多痛苦。如果不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逐渐攀升的物价早就会逼他逃离北京。

刚来北京时，魏雪明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广告设计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轻气盛的他很快就厌倦了，居然辞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无业无收入的日子总是能让人感到现实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试图找一份工作糊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设计工作，在北京工资能有4000元，但武汉只有1200元，还得试用6个月，试用期工资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带上简历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结果一无所获。于是，魏雪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下车，就决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于是像广告片中意气风发的精英人士，举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个月还“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个月租金300元的床位。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中间有张小桌子，上面放些锅碗瓢盆。“挤得有些走不动”。

房东有点“抠门儿”，六月酷暑，会把空调的遥控器藏起来，他们费力翻出后就开着空调睡着了，夜里又忽然被热醒，原来房东把空调的电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样年轻。年纪最大的不到30岁，是一名厨师，发了工资就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后，发现厨师做了饭，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经不记得厨师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饭，“都是素菜”，8个人坐在下铺，围着那张小桌子，吃了起来。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间时经常已是深夜。这样的工作魏雪明并不喜欢，但即便是这样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的感觉吗?就像跟社会脱节了一样。”魏雪明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简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

魏雪明得到了一些面试机会，但却难以逃脱“人家都看不上”的命运。学新闻的他想要找一份广告设计类的工作，但由于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大大小小的面试结局无一例外是被拒之门外。“怎么就找不到工作呢?怎么就没人要我呢?”魏雪明很着急，他开始怀疑自己，“再小的公司只要给钱我都去。”

最后，一家只有4个人的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工作的地方离魏雪明的家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每天早上，魏雪明6点起床，晚上要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末班车都开走了，只能打车回家，车费七八十元，这意味着他一天的辛苦算是白干了。在试用期那个月，魏雪明的薪水是2000元，平均下来，每天收入不足70 元。

当时，即便没有任何娱乐开销，地下室的租金、伙食费、交通费等加在一起也压得魏雪明喘不过气，还得需要家里每月赞助1000元。

魏雪明回忆道，在之后漫长的租房生涯中，房租的价格以平均每年200元的速度在上涨。即便如今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仍然租住在公司附近，每月房租1500元，而去年房租还是1300元。

地下室的日子尤其令他难忘，一条长长的走廊，拐来拐去，像迷宫一样。魏雪明也不知道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他只是看到许多的“老夫妻、小夫妻”，他们有时会在走廊里做饭，带来一种饭菜的香味混合着地下室酸腐气味的奇特嗅觉刺激。

后来魏雪明搬进了单间，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他把行李塞进床铺底下，一个半米长可折叠的橘色小桌子搭在床上。那个冬天，魏雪明穿着羽绒服蜷缩在棉被里，那件羽绒服的领口因为长期缺乏清洗，已经由浅色变成黑色。

在被这个城市牢牢踩在脚下的地下室里，最令魏雪明印象深刻的是隔壁的女孩。大概连续两三天，魏雪明都能在凌晨1点左右“准时”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快来看啊，这边打折!”因为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隔壁女孩的梦话就像在魏雪明耳边喊一样真切。他只在周末见过女孩几次，她个子小小的，干干瘦瘦，端着盆子在水房里洗衣服。“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但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觉得自己不会在这里待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