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达：反对房产税并非替富人说话

 财政收入用于社保的比重不及美国一半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GDP的三分之一，跟美国的情况相当。而美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占到36%，我们用于社保的比重不及美国的一半。”

新京报：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否合理？

许善达：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有很多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用于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投资比重太大，而用于社保的投入比重太小。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GDP的三分之一，跟美国的情况相当。而美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占到36%，我们用于社保的比重不及美国的一半。

新京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认为社保制度漏洞太多，给多少都会吃光。社保制度是否应该改革？

许善达：社保制度当然应该改革，内部堵塞漏洞的改革也必须完成。我所在的财经研究院正在研究中国社保体系改革问题，我们认为中国社保体系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社保体系改革的方向。

首先，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进入大社保体系，不能再由财政支出负担，这是一项并轨；另外一项是农民社保并轨。

从筹集社保资金的来源看，首先，用于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保性质的财政支出要随这个群体的并轨同步划到社保中；第二是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值的部分要切下一块划入社保中，让老百姓能够分享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现实收益；另外，对农民征地产生的收益也要有一部分划入社保。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进入资本市场必须以解决这些农民的社保为前提。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我们认为保障性住房也应当同养老、医疗一样成为中国社保体系的一部分。

新京报：并轨后，社保的比重能够达到多少？

许善达：现在还有一部分数字不清楚。但有的数据是可算的，比如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值部分转入社保的规模。

新京报：经营性国有资产收益应当有多少划入社保？

许善达：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总规模没有准确的统计，但国资委系统的国企规模有统计数据，再加上金融系统、文化系统等国企，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总规模超过100万亿，其每年的资产收益率大约为1%。留一部分收益给他们，可以要求他们每年按照资产总额的0.5%划入社保基金，如果按照这一比例，每年转入社保的规模可达几千亿。

国有资产要拿出收益的一部分转入社保的原则应该在法律层面明确下来，具体的比例可以再测算。

　应降低地方对中央财政依赖

“不能退回到1994年以前中央依赖地方的旧体制。同时地方又有一定的周转能力，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不宜超过20%。”

新京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矛盾似乎越来越突出，你怎么看？

许善达：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是很早的一个提法了。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这个提法要好一些，但最好的提法是财力和一定的财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从中国各级政府的支出比重中来看，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为15%，地方政府的支出比重为85%；但从收入来看，中央政府的收入略超50%，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足50%。也就是说，地方政府花8毛5时，有3毛5是等着中央政府给钱的。从这个比重来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度太高。

新京报：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依赖度高会产生哪些问题？

许善达：如果8毛5中有3毛5需要中央政府给钱，那么省长、市长实际上很难工作。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政府给钱的速度和规模与其支出的速度和规模不匹配，所以只能倒着花。哪笔钱着急先给哪里，等中央的钱来了再补回去。

新京报：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许善达：有两个解决办法。首先中央可以上收一部分支出责任。比如社保体系全国统筹，地方政府就不用支出这部分了；或者法院垂直管理，中央财政把钱给最高人民法院，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划拨给省、市、县级的法院。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

我认为地方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不能高于20%。

第二个办法就是财力和一定的财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所谓一定的财权是指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税收自主权。比如在房地产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地方政府根据供求关系自主确定税率而且由地方税务局征收。所谓财权，在收入方面，包括一定程度的税收立法权和征收权。

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形成这样一个财政格局。中央能控制地方，不能退回到1994年以前中央依赖地方的旧体制；同时地方又有一定的周转能力，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不宜超过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