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低调朴素 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

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信阳干校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一批曾被打倒但还健在的研究人员也都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19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其学说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并渐渐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1987年，他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算起来呆了20余年。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挺身而出，试图打破这一观点。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正是出于对这种现状的焦灼，任决定在“中国无宗教”这一他看来的谬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说是突破，但何其之难?如果从当时世界思想界的形式来看，突破这一观点决不逊于从万马军中杀出重围，因为不管是外国的思想界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就连中国的思想界，“中国无宗教”的观点也占据着“主流”，当然，这种观点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情况与主观因素。正当中国思想界情绪低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个看似文弱的老头竟然不知不觉地，抛出了一个“儒教是宗教”的言论。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篇又一篇的论述性文章在手中源源不断的诞生。从1980年《从儒家到儒教》;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上，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任的“中国无宗教”的学说，似几滴清凉甘露滋润了整个的思想界，虽然仍然有着心虚的疑虑，但同时也夹杂了几丝抑制不住的惊喜，人们不得不对眼前这个看似儒雅、和善老头的“能量”重新评估。任的这个论点虽然现在还未能普及开来，但已经慢慢的被人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先生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则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与哲学依然存在。

“精英哲学”与“群体哲学”

很多人认为，任先生的哲学研究是一种“精英哲学”，而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种“平民哲学”的研究，所以，虽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继愈，而不知道任继愈的哲学思想，这可能只是社会对任评价中的一个观点。任告诉记者说：“我研究的不是所谓的‘精英哲学’，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学’，而应该是群体哲学。我不想离开群体去标新立异，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做好一件事。”人们之所以认为任是“精英哲学”，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任是一位长期的“浮在上面”，“只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的哲学家。其实，当初，正是由于看到中国的现实，才迸发任立志从事哲学研究的。任说：“一个国家的改变，并不是一些简单的政治变革就可以达到的，而最重要的是应该在一些思想与意识形态上的改变。”这与他在1988年写的《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的观点一致。他在《消除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一文中写到：“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有时候并不是与政治上的变革相一致的。如果说政治上的变革是短期的、跳跃性的过程，那么，思想形态方面的变革便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的连续过程。因此，政治上的变革是不能代替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变革的。” 当时，他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阐述小农经济意识对中国发展经济上的影响。他说：“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这不能不说是占了小农经济的便宜，然而，占了便宜的同时也吃了小农经济意识的大亏。当然，现在这种意识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顽固。”从他这种对于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关注，就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浮在上面”的精英哲学家。他还将触觉伸到影响中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琐碎问题，比如他在1956年便开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国本土医学的开发和科学利用，并为此写了一篇名为《正确对待中医》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还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选拔与流动，并在文章《创业人才与守业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进行对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与他打交道的人都评论他是一个“疯狂工作，并忘记自己存在的可爱小老头。”

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拼命地抨击“迷信”与“伪科学”，坚持科学是人类进步的惟一法宝。当记者告诉他“中功教父”张宏堡已经在美国被捕的消息，他说：“这样的人，早就该抓了，封建的遗毒，祸国殃民。”他除了继续四处呐喊国家和学界要重视对儒教的研究外，还提倡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要总结传统哲学，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才能有机结合，找出根本。他在《我们应该求助谁》一文中写道：“要在马克思主义的书上找现成的答案，那是愚蠢的。”言下之意，是要灵活掌握马克思的真正思想。

“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在信阳干校接受“教育”时，任显得十分“乖”，早上的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由于任为人十分和善，所以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一只眼睛患了严重的眼疾。他告诉记者说：“现在看书不能看得太久，看得太久了会很疼，而且给上楼梯、拿钥匙开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极不愿意谈及自己在文革的经历，我想一是由于不想触击过去的伤痛，可能更重要的对此事的一种宽容的淡然吧。现在，每周他有两天半的时间去图书馆上班，处理一些日常事物。剩余的时间，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在读书上。他觉得现在正是政通人和的好时光，应该多做些事情，以此弥补在十年动乱失去的时光。无奈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为此，他幽默地将自己的书房由“潜斋”改称“眼科病房”。

作为一位与新中国历史同步的人，任先生经历得太多太多了，所以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是索性整天将自己关在位于北京三里河的家中以读书取道为乐。他说过，从步入学术界那一天起，就怀抱着一种沉重的心情，一种巨大的历史责任感，这可能与他所处的时代有紧密的联系。

虽然，按照他88岁的高龄，完全可以赋闲在家，但他似乎不愿意停下来。他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目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夫人也退休了，女儿任远在加拿大工作，任除了继续编撰《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和远方的女儿写信聊天了。(作者：韩雨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