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低调朴素 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

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任继愈

任继愈简介：

1916年4月15日生，山东省平原县人。

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留北京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教授。

1964—1985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筹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并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今，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学术界的代表，王羲之艺术研究院学术顾问，当选为第四、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手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七卷本，已出四卷)、《中国佛教史》(八卷本，已出三卷)、《中国道教史》、《宗教大词典》、《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一O六卷)等。

任继愈的哲学观

任继愈一直在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结果“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成了他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

任继愈的哲学观

近20年的中国学术界，人们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争论不休，而抛出这个“绣球”的人恰巧是现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正是由于他的“儒教是宗教”的观点才引起了这场长达20年的哲学大讨论。

有好调侃人士戏称：88岁的任继愈是“国宝”级人物，这句话里面既含有对他的敬意，也有对他性格中夹杂着可爱的一种尊称。不少人羡慕他坐拥书城，饱读天下华章，他却说：“我读的书再多，也比不上图书馆的书多。”对这位国学大师，一直心向往之，却无缘一见。“非典”时期，记者小心翼翼地向他预约采访时，竟然出奇顺利，而采访的地点就在他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馆长办公室，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处于闭馆状态，此后又前去“骚扰”数次，他每次都态度热情地接待，毫不嫌烦。

任先生著作等身，皆为巨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担任中国无神论学会会长、中国西藏佛教研究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当然，这里面很多职务都是些虚职。采访那天，他身着一件黑色西服，他说这件西服是自己最喜欢的，经常穿着它去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每次访问之前，他先给记者泡了杯浓茶，让我想想后再问，而他也要想想后再答，这可能便是性格严谨的体现。虽然，他年事虽高，精神却是大好，谈起往事，思路也较为清晰。与他的外部所呈现出的性格一样，低调而不善言辞，他的语言朴素、简短和实在，甚至有点“乏味”。在回答问题上，他也时不时地会在你高度渴望他长篇大论时“鸣金收兵”，弄得你顿时慌了神，而他正微笑的等待你下一个问题。有人评论任的性格中有一种“和”与“雅”的独特气质，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于比较别致的“幽默感”。

在自由氛围中不读死书

1916年，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一个小康之家。他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一家名为“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更名为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植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曹老师大为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当然，学校除了开设音乐、体育等常识性课程外，曹老师在若涉及酗酒荒淫的文章时，还附带的讲授一些相关的性知识，比如告诫学生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否则会伤害身体一类的话。这对于七十年前的中国来讲，这种给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传播性知识，可以说是相当开明和大胆的。”任对小学的发生事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给任继愈留下了一个保持到现在的观点：小学与大学老师不同之处，一个是无私地奉献，而另一个可能会留一手。当我问及现在是否常回老家时，他说：“老家的一些亲戚和朋友都差不多先后故去，而我的社会关系和圈子也已经不在山东，所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过老家看看了。”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茶几，来回抚摩着手中的杯子，若有所思。

任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敭、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四年，但在任的心中，它有着很重要的份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户籍、爱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这样自由的氛围是由一班倡导民主的教师创造的。一名叫鲁涤平的教师，就爱把他教授“党义”课变成了自己发表政见的讲坛，专门攻击“三民主义”，在攻击之前，最喜好用“大家听听可笑不可笑”来提起学生的兴趣和表明自己轻蔑的态度。当记者问任在中学的成绩时，他只是以“我在学校的成绩属于一般般，只是我比较幸运罢了。”匆匆带过，怪不得有人评任继愈是“谦虚中人”，而他始终都保持的这种处世态度，深得不少人的钦佩。

“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能理解中国社会”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他最想读的一个学校和最理想的一个系。惟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也就没有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到了大学三年级，也就是1937年的暑假，“七七”事变爆发，北大决定南迁，任当然也随着学校南移至湖南，而任所在的北大文学院正好设在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云南蒙自县。任过了体检，参加了由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旅行，走了将近两个月，行程1300多公里。在这个旅行团中，除了学生，还有很多当时在北大教书的知名人士，像李济同、闻一多等。不但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是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也不再为难。但这次旅行对于任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他说：“这次旅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我有机会看到了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同时，也让他竭力地思考将自身的人生归宿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

经过一番思考，任继愈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深刻地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他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尽管当时自己的心情是沉重的，但这与以往的选择不同的是，在他内心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对于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和幸福都将体现在这个目标上。在研究的同时，他也对前人、外国人和时贤的著作产生了怀疑，认为他们说得不清楚。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后来他又在1983年写的《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中国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些误区：“‘五四’以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大量的接触，无疑给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打开了眼界。但是在我国学术界过去缺乏现代科学方法的长期训练的传统，借鉴西方本来是件好事，搞不好，流弊所及成了依样花葫芦，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际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他说：老子的“道”绝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王阳明的心学也不能与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相比附。

当“湘黔滇旅行团”兴冲冲地到达昆明临时搭建起来的西南联大时，学校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校舍全是茅草顶的房屋，由于窗户没有玻璃，关与不关区别不大。幸好昆明的冬天不冷，夏天也不热。让任继愈一直怀念的是，当时虽然条件差，但是很温馨，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而且切磋学问也比较方便，俨然一副古代的书院生活图。课余的时间也可以听一些学术报告，比如，冯友兰的“禅宗思想方法”，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陈国符的“道藏源流考”等。浓厚的学术氛围给任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大一笔财富，无论从他的文章还是平日的谈话，很容易让人看出他对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无限眷念。他略微自得地告诉记者说：由于张岱年先生一生都是生活在“四世同堂”般的大家庭里，所以，他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在抗战的时候，到大后方去体验生活。因为，这对任何一位学者来说，这种经历尤为重要。

“第一位的是要爱国”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到任的嘴边作为爱国教育的“口头禅”。他说，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评价某个人，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评判标准。任也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将其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典型”。

建国不久，任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献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一名北大教授，他对此非常满意。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个前兆或序幕。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惟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经过几番“折腾”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