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尧学：高校去行政化应从“细胞”开始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我国高校改革需要系统设计、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更要从基层“细胞”开始，逐步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文化。

改革如果不能让基层的人受益，注定是没用的。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不符合高校发展、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地方改掉。

青年教师可以8年不上课，专心致志搞科研;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投入1.4亿元用于本科生的实验、实习课程……这些在人们看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改革，正在中南大学实实在在地进行着。

从去年2月开始，中南大学推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涉及人事管理、本科教育、学位教育、研究生教育、科技体制、医学教育等六方面，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年后，学校经费不断上涨、人心凝聚。

主持改革的正是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位曾担任过教育部科技司、高教司和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等职位，在计算机和信息领域颇有建树的工程院院士，在担任中南大学校长不到4个月后，便启动了这项令人瞩目的改革。

在张尧学看来，我国高校改革需要系统设计、综合改革、稳步推进，更要从基层“细胞”开始，逐步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文化。

如何圆大学的中国梦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梦成为热词。那么，中国高校，或者说以中南大学为代表的“985工程”高校，应该如何圆这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校之梦呢?

张尧学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一所高校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并不是有多少个国家级别课题、多少篇SCI文章，而是要对人类的知识宝库有较大的贡献，或是在人类的知识宝库中注入一些闪光点，“就像古时的造纸术、指南针，这种贡献、闪光点要经得起时间锤炼，始终让人觉得伟大”。

把大学放在当今时代的坐标下，则要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发展，形成具有核心价值的技术成果。“这种成果要与产业链紧密结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张尧学举例说，斯坦福大学原创技术对产业的推动能创造出一个硅谷，而一个硅谷就相当于世界上许多国家GDP的总和。

在他看来，向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目标迈进，具有国际眼光的学者和大学精神同样不可或缺。“一所大学要有不受外界干扰，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文化和精神传统，就是要有大学精神。”张尧学说，大学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价值取向应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去行政化，从学院做起

去行政化一直是中国高校改革的热点，同时也是改革中最难的部分。而这恰恰是中南大学改革的核心——去行政化，实现教授治校。

张尧学表示，学校最大的措施是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要实现三者自由，关键是要把大学办成民主、共同的学术管理体，让大学工作者既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又能参与大学管理。”

“事实上，民主管理在大学的校级层面相对难以实现，因为校级层面有多学科、多类型，因此我们首先在学院、学科层面上充分开展。”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采取的做法是学校向二级学院下放权力，二级学院内实现互相制衡。过去院系大小问题都由党政联席会“拍脑袋”决策，如今方案必须先从教授委员会中产生，然后再提交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在教授委员会上，由教师民主选举出来的委员们将会对学院员工的绩效工资分配、考核评价等多项关乎教师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进行民主决议。

当然，在实践中，有时也会遇到阻碍。“最大的困难是在教授委员会中，有些教授不会行使权力。”张尧学说。也难免有个别“羞答答”放权的领导，想放权又舍不得放。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舍不得放权也要放权。即使教师们暂时不会行使民主权力，也要让他们学习操作，要让他们在讨论中把事情办得更好，在改革中学会民主管理、共同管理。”他的态度十分坚定。

把蛋糕做大，让教师们感到幸福

中南大学的改革刚刚启动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对张尧学提出了善意的警告：“只要是改革就会触动有些人的利益，就会有阻力，你这个改革是推动不下去的。”

一年以后，大家却发现这场改革进行得十分顺利。

张尧学解释道：“我认为改革有两种模式。一种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过程，这会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还有一种改革是把制度中阻碍进步发展、阻碍生产力的滞后的东西释放出来。”

在他看来，中南大学的改革是一场没有侵害任何人利益的改革——不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出来给他”，而是一个“把蛋糕做大，把限制做蛋糕的因素打落”的过程。

他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学校今年的经费增长了4个亿，行政支出减少了21%，职工工资每年增幅介于25%~30%。

“但是，改革最主要目的并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让大家生活幸福。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幸福。所以我们首先要让师生员工感到幸福，让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张尧学说。

中南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不再是所有院系统一标准，而是由各个教授委员会决定各自的方式。有些专业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不再受论文等硬指标限定，让教师有更多时间用于做感兴趣的课题。

“改革一定要让‘细胞’受益。改革如果不能让基层的人受益，注定是没用的。”多年来在教育部相关部门工作的经验，让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再熟悉不过，“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不符合生产力发展、不符合高校发展、不符合教育规律的地方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