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被查处长被曝是纪宝成学生：平日开豪车

[导读]自2003年起，担任过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等职务，并在人民大学担任本科“招委会”副主任，蔡荣生长期把持着该校的自主招生，此番被调查，迅速将自主招生推向风口浪尖。

48岁的蔡荣生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往加拿大时被截获。

自2003年起，担任过学生处处长、招生就业处处长等职务，并在人民大学担任本科“招委会”副主任，蔡荣生长期把持着该校的自主招生，此番被调查，迅速将自主招生推向风口浪尖。

消息称，蔡荣生已交代其利用自主招生涉贪达数亿元的事实。一项原本为了惠及高校的选拔人才政策，缘何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这再次牵出对高校招生制度的反思。

有专家直言，自主招生仅是一种加分政策，只有加快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才有望从根本上遏制高校腐败问题。

开豪车，很高调

11月27日，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涉案金额达数亿元的消息迅速传开。

人大宣传部近日向本报记者确认：“蔡荣生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但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不排除在招生环节出问题。”在此之前，人大已经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统一上交护照，由校方进行集中管理。

很快，蔡荣生的过往被一一拼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最早在微博上指出，蔡荣生至少在以下7家公司有过兼职独立董事的经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华合创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

在蔡担任独董的这七家公司中，大唐高鸿股份、黑龙江交通和东华软件为上市公司。本报记者多方确认，这些公司每年付给蔡荣生3万～9万元不等。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栗红告诉记者，蔡作为高校一中层干部，“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担任至少7家公司独董，而且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北京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沈昌永对此表示，“国家对于独董并没有太严格的规定，社会上一些名流身兼数职的也不在少数，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资料还显示，蔡荣生去年曾获评“全国就业先进工作者”，但从更早的2010年开始，网上就有大量指向蔡荣生招生腐败的举报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可云在博文中称，“两年多前我就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肯定会出问题。”

蔡荣生事发，源于今年6月中央第十巡视组进驻人大发现的线索。9月26日，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陈际瓦指出，人大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惩防体系建设特别是财务管理、领导干部薪酬管理、自主招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

蔡荣生也是中央第十巡视组离开人大后，第一个被确认协助调查的干部。

知情人士称，蔡荣生是人大前校长纪宝成的学生，平日开着人大最高级的轿车，非常高调。

而在有关部门启动调查时，内部就有人向蔡“通风报信”。有消息称，蔡出逃前留书讲述纪宝成的“违法事实”。不过，纪宝成近日仍正常出席活动。

在蔡被带走调查后，人大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亦被带走协助调查。此前，胡娟曾担任纪宝成秘书，她的“火箭提拔”曾备受质疑。

多名人大工作人员也向本报记者透露，胡娟在校亦很“高调”，上班提的包价值8万，与其收入严重不符。

10年自主招生

质疑声不断

11月28日，在教育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人大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王利明出席了发布会，受到多家媒体关注。但没有等到记者提问环节，王利明就中途离场，这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是很少见的情形。

针对蔡出事后牵出的自主招生腐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一直明确规定，高校要进行阳光招生，做到公开公示，如果有哪个高校违纪违规，务必要严肃查处，教育部明确要求中国人民大学配合调查。

教育部的表态引起公众对自主招生的反思。2003年在全国启动，自主招生至今已经10年，其中首批试点的22家中，就包括人大。

这项招生政策的初衷是，通过高校自主考试，选拔具有超长创新和实践能力，或者有特殊才能、综合素质名列前茅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并签订协议的考生，高考后，可以通过低于高校指定分数线以下若干分数进行录取。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主招生10年来一直伴随着各种质疑的声音，人大亦不例外。

已从人大毕业的刘涛向齐鲁晚报记者透露，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非常好，就选报了法律类专业，自己的成绩也确实能达到该专业的分数线，但结果却被调剂到了另外一个专业。“这其中，肯定存在种种人为操作、领导干预的情况，幕后的不公平、不公正，到现在我都没有搞清楚。”

记者注意到，随着蔡荣生被调查，网络上有关人大招生问题的爆料也在增多，尽管很多都难以证实，但其中不乏隐情。

在自主招生中，高校一直有自主权，特别是2005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后，在统招时，省级招办可将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档案提前批次投档，这极大增加了高校的选择权。

自主权越大，就给“人为干预”留下了空间。据媒体报道，人大艺术特长类的招生过程中，评委考生间并不拉帘，尤其在面试环节，考官的判断对考生成绩影响较大，这都给腐败提供了空间。多位人大的老师和学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蔡荣生和人大在招生上的“黑幕”早有耳闻，所以看到他因招生问题被调查并不惊讶。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向记者解释了自主招生导致腐败的症结，因为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只要有行政人员的参与，权力的寻租就是难免的。

研究生招生

同样有寻租空间

根据人大历年的自主招生简章，人大的自主招生选拔由本科招生委员会领导，在选拔过程中，学校纪委、监察处全程参与，本科招生工作在学校纪委监察处的全程监督下进行。监督机制看似严丝合缝，但仍不妨碍蔡从中牟利。

知情人士向齐鲁晚报记者透露，蔡荣生是前校长纪宝成的得力部下，本科招生委员会主任虽为该校副校长担任，但蔡荣生实则无人能管，自主招生的监督机制貌似很严格，实际上对蔡并未形成有效监督，形同虚设。

权力缺乏约束，这同样是大学存在的问题。熊丙奇分析道，现行的学校治理体系中，行政权力极大，行政权可以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而且缺乏监督和制约，很难规避招生过程中出现权力寻租。

而招生腐败，不仅存在于人大，也不只存在于自主招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招录中的问题更大。”某地方高校系主任王宏伟告诉记者，每年都有亲戚、朋友、老乡来找他，希望能通过“特殊途径”读研，均被他一一拒绝，“但从整个学校的招生效果来看，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同等情况下优先录取更是大量存在”。

王宏伟说，研究生招生一般有几个环节容易出问题，“考前透露考试题目，在命题前，尽管各高校各学院要求出题的导师签订保密协议，但是泄题现象却屡有发生，阅卷最容易出问题，有的学生在试卷上做标记，有的导师很明确地告诉关系好点儿的学生，可以把最后一道主观题的答案告诉我，我给你的卷子打分”。调剂过程同样容易出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花点钱找找人，打打招呼，“地方性高校非常讲关系、看人情，有规无章，不少人都在这么做”，王宏伟说。

“有花2万元，调剂成功的；也有人给某领导送贵重物品，运作成功的；有人通过购物卡操作进去的……”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学生向记者透露发生在身边同学身上的故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指出，在研究生招生中，教育部给一所学校分配多少指标，并不透明，而学校如何对招生指标进行再分配，也不透明。除“统考录取”之外，还有统考之前的“推免保研”和统考之后的“补录”、“破格”。“补录、破格指标究竟来自教育部对招生指标二次分配，还是学校截留了招生指标进行二次分配，这不太清楚。”

正在广西某高校就读的硕士研究生赵宇说，2011年的4月，正值高校硕士研究生招录工作进行，他的两位同学就通过“特殊调剂渠道”进入到各自理想的大学，“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真的不敢相信关系和金钱原来这么‘好使’”。

赵宇告诉记者，其中一个同学通过家里找关系，和对方学校的一位行政领导打好招呼，确保自己的研究生调剂“万无一失”，为此专门请人吃饭，也送过东西，“确实花了不少钱”。

2011年本科毕业的陈星来自江西，目前在北京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他告诉记者，身边的一位同学刚刚进入江西某高校读研究生，“熟悉的人都知道，他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不可能考上研究生。”不过其父亲是当地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官员，这位同学私下里也告诉陈星，“要不是靠关系，我哪能啊。”

自主招生制度没问题，

需要堵漏

当所有人把矛头直指自主招生时，熊丙奇说，这值得警惕，这显然是找错了方向。

“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原有的高校治理结构并没有打破，依旧实行行政治理，这种半吊子改革，进一步为贪腐制造了空间。”熊丙奇告诉记者。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助理张志安，曾经作为面试官参加过中山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在他看来，从改革的角度来讲，自主招生对高校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加强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避免按高考成绩搞“一刀切”，让有特长的学生得以进入更好的学校。“如果把自主招生的制度更加规范化，透明化，将极大地减少暗箱操作的可能。好的制度还需要一些设计来堵住漏洞。”

熊丙奇认为，这次人大爆出的自主招生腐败丑闻，从本质上说，就是高考作弊。只有严肃问责，才能起到警慑作用。一方面，司法机关要进一步调查这背后是否还有其他人员卷入其中。另一方面，要对以权钱交易进入人大的学生进行清退处理，并追究所有当事人的责任。

而要彻底遏止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熊丙奇指出，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

他说，目前的贪腐根源在于教育行政化，学校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改革，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这包括学校外部的去行政化——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部门不得干涉学校办学；以及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行政领导不得越权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等方面。如不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维持行政治校的格局，贪腐不可能得到根治。

熊丙奇说，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这将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最近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上述系统改革设计了可行的方案，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学校依法自主招生，这将大大改变高等教育的现状。”(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为化名)(深度记者赵兵见习记者张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