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公务员现状：不习惯机关作风却渐被固化

但在现实中，王处长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只能做到前半句。

比如说吧，一件事到底要不要干？处长说“可以干”，到了局长那儿权衡一下“不宜干”，最后部长拍板说“还是要干”。“来来回回，写稿的年轻人就该‘毛’了，他很有血气、有秉性啊，吭哧吭哧写了篇稿子还改来改去，最后急了，‘你玩我啊’。”王处长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机关里把他们划到“不听招呼”的群体里。

在部委工作的小李，就属于这种容易“急”的年轻人。“看到问题我也想改啊。可领导就是希望我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我的想法、我的见解，说出来都会给自己惹麻烦。”最后，小李只能硬着头皮干。

“我愿意做一个螺丝钉，但螺丝钉是不是在一辆很好的车上，朝一个很好的方向在走呢？”小李不敢确定。单位里的老同事常喜欢说“一步一步来、慢慢推”，可他羡慕私企里的朋友，他们的想法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在体制里，一个人能发挥的作用太小了。”这个想干大事的年轻人有点沮丧地说。

“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年前，小邹终于动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可那时，他在郊区买的房刚还了一年贷款，马上又要和女朋友结婚，他需要的是稳定。

如果继续留在机关里，工资虽然不高，但也会涨。只要不犯错，再加上一点运气，35岁之前还能升职。“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小邹不敢拿两个人的未来当儿戏。

小邹的女朋友不这样看。她问小邹：“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觉得值吗？”这时，小邹撇撇嘴，不再言语。他安慰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实中，公务员小蒋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一天，小蒋老婆和她的大学同学在电话聊起年终奖。放下电话，她扭头对小蒋说：“如果当年你也出去，那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穷酸相了。”

毕业后，小蒋一直在四川某县委宣传部工作。他曾是班里带头大哥式的人物，几年过去，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兄弟，出去打工后都发达了，只有小蒋还是老样子。工作7年，如今他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100元。

老婆的话让小蒋挺受刺激。要不辞职吧，可转念一想，他又没有勇气。“出去了究竟能做啥？靠啥技能养家挣钱？专业都丢了几年了。如果我也有爹拼、可以啃啃老，也有可能去闯一把。可惜我没有，还得养家呢，一想这些，不敢出去了。”

他也像小邹一样安慰自己：“我们工资不多，但买房至少还可以享受公积金贷款。那些老百姓收入更低，也享受不到政策。”不过，他实在不明白中央机关的同龄人还有什么可迷茫的，“他们每个月工资能到3500吧？”

部委大院里的公务员小李确实比小蒋挣得多，可他并不想一辈子待在机关里。“每天老老实实上班，一直到退休，然后去老干局报到……想想挺可怕，人生这么短，只有一种经验太可惜了。”

父母无法理解小李的苦闷，老老实实上班、每天拿工资一直到退休不是挺好吗？“他们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人生了，但咱们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人生啊！”小李叹了口气。

不仅是机关里的男青年，常被认为重视家庭生活的女同志也会考虑离开体制。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的小陈好几次考虑过辞职。可别人问她想去什么地方时，她停顿了一下，有点颓丧地说：“你不应该问我想去什么地方，你应该问我还能去什么地方。除了会打字、会写文章、会组织会议、会安排座位、会跟领导打招呼外，我现在什么也不会。”

“体制就是围城，一旦进来就会被束缚、固化，甚至思维都会非常体制内，有一天想走的时候，已经不适合了，那还是在貌似安全、貌似温暖的体制里呆着吧。”小陈说，目前她不打算走了，怎么着也得生完孩子、享受体制最后的福利再说。

当年，小邹和其他的“小×”们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小陈参加了上海市地方公务员招聘。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新闻系毕业的她放弃了家乡都市报的工作，留在上海，在办公室里写“八股文”。一次，她在单位举办的活动上，遇到了当记者的大学同学。

“多多支持咱们局的事啊。”小陈老练地说。

“多给我们提供线索啊。”同学也挺客气。

小陈后来感慨：“那真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这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

纠结了一年多，小邹还留在机关里。现实中，想要体验不一样人生的小李也没有离开，他马上要当爸爸了，这个时候需要体制内的稳定。

但小李的一个女同事已经忍受不了。机关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职位又上不去。父母在北京给她买了房子，她打算如果涨到10万元一平方米，就卖了房子，辞了工作，回没有雾霾的老家去。

按照一个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观察，她身边那些留在体制里的“80后”，主要是两种人：一种家在北京，什么都不愁，工作让父母满意，经济上还能得到支持；另一种家在外地，工作几年还在租房。

这个年过30的北京女孩问过外地来的同事：“你们也挺年轻的，为什么要当公务员呢？”他们说，老家人觉得能在这里当个“京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

就算留在机关里，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状态也并不满意。2009年，当小邹和小魏、小李等人成为一名公务员，梦想着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时，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学生刚完成他的硕士论文。这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通过收集202个上海40岁以下公务员的调查问卷后发现，他们的“工作投入”并不理想，特别是26-30岁之间、工作4-6年的公务员，这个群体的职业满意度和工作投入最低。论文中这样分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适婚年龄，要面临婚恋、购房、装修、生育等实际问题。

“对国家来说，这其实是个挺危险的信号。毕竟国家的治理还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都不热爱，怎么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呢？”一名地方公务员说，她也承认，自己的重心早就不在工作里，而是放在家庭上，“现在就是混着”。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论文的研究中，越认为自己从事公务员这份工作是服务公众的，就越容易获得职业满足感。遗憾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公务员中，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如果这份工作不能满足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我情愿不做”。

小邹的故事在网上流传后，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情他的遭遇。“有没有发现，材料没说小邹这个公务员怎么想着为人民服务、当好公仆，光想着自己怎么样，还心理缺陷了。”考生们在“公务员”贴吧里交流答题经验时，一个人突然这么说。

今年“国考”之前半个月，年近六旬的网友李志友写了封公开信，给那些爱在网上发牢骚的基层公务员，劝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要太高，正确对待自己。在信中，他写道：“你们对现状的不满，不过是与那些实权在握者相比……如果你们俯下身来看看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企业职工……你们就是幸运儿啦！你们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啦！如果你们身在官场，志在为民，就应该与百姓站在一边，成为反腐败的力量，成为反权贵的中坚！”

这封信在网上被多次转载。“心中尤感愧疚。为民之公仆，未知公仆二字之意。”一位网友说。最近，李志友又回应了网友“家木”的文章，他再次说，年轻人不要将自己定位得太高、对生活的要求太高。

“年轻人想从公务员岗位里得到什么，一定要想清楚。”过来人王处长说，“这看似废话，但对很多年轻人都是问题。公务员真正是什么？如果在地方党政机关，那就是对整个城市的责任，是责任的问题。”

面试时，很多年轻人都被问过为什么要当公务员。为了获得这份工作，小陈曾经违心地说，性格适合。现在回想起来，她觉得挺后悔，“人生第一份求职，还是应该按自己的形状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往想要的工作上改变。”

“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小邹纠结要不要离开围城时，在上海某街道当了6年公务员的小常向领导递交了辞职报告。

“机关的辉煌往往在40到50岁，我不想再等10年，所以选择现在离开。”28岁的他说。和小邹一样，小常也担心在体制里呆久了，丧失职业竞争力。不过，在4个月的求职过程里，他还是拿到了4个offer。

机关的6年对于他来说并没有浪费，小常觉得，自己写作、待人接物的能力，都比公司里的同事强很多。而这段求职经历，也让他了解了很多“在机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了解的内容”。

辞职报告的最后，小常这样写道：“无论今后从事哪个工作，担任哪个职位，都会记得自己曾经是一名党和国家培养的机关干部。”

“或许这句话很虚，但其实是公务员最应该保留在心底的部分。”他说。

和小邹同年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小丘，工作快5年了，仍然对机关充满好奇心。在海关工作的她，经常会被朋友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能不能找你带东西进来？”“这个还真是帮不到你。”

“我的邮包被扣了，能不能帮我问问？”“我问问看卡在哪里，不过多半不是在我们这儿。”

“海关扣的东西是不是都发给你们啦？”“你看看这个公告，我们不能拿的。”

成为一名公务员后，小丘懂得了系统内的无奈，仍能理解系统外的愤怒。她也会接到一些公民打错的电话，向她咨询海关的具体业务。小丘在综合岗位并不了解这些，就建议对方拨打机关热线。电话那边火了：“你是海关的你怎么不知道？！你把我推来推去是吧，我跑错了都赖你！”

“我很尴尬，但我真的回答不了。”她说，“我以后想多做点对外宣传的工作，用大家理解的方式，破除人们对机关的神秘感。”

事实上，劝别人不要考公务员的小魏，也没有离开机关。为了给平淡的生活加点作料，下班后，他常去外面的排练房打鼓、组摇滚乐队。这件事他没告诉同事，也没有向乐队里的同伴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别人问起来，他只是说自己“在公司打工”。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恭维地说“从政了从政了”时，这个曾经因为考上公务员而自满的年轻人，会立马纠正对方：“这就是一份工作，只是我在为国家打工。”

在小邹、小魏、小×身后，还有上百万等着挤进机关大门的年轻人。记者询问参加今年“国考”的一名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考公务员时，她的回答是：“公务员工作比较稳定，具有比较长远的发展。”

“什么是长远的发展？”

“因为公务员可以工作一辈子啊，当然长远了。”22岁的她说得理所当然，“如果可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当然是想着干一辈子啊。我认为理想的工作就是稳定，有保障。”

“还是太天真！”一个和考题里的小邹一样27岁、在机关里工作了4年多的年轻公务员，听了记者的转述后，轻轻笑了出来，“等她工作几年就不会这么说了。”本报记者王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