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光：将政府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

中国存在着广泛的负制度

凤凰网：目前，很多企业在具体经济活动中遇到不平等的待遇，或者说法治没有保护他们，这种现象目前您怎么看?

李曙光：具体个案有两类，一类是软个案，一类是硬个案。软个案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举办一个社团，普通的公民就很难。社团法要求有挂靠单位，有很多规定。但国有企业很快就能找到一个主管部门，做起来就很容易。这就叫政策性的门槛，有的时候你都看不见这些东西。也不是说不公开，但是老百姓很难找到这些东西。比如说民营银行要审批，国有银行就不用审批，这就是明显的歧视。这是软的一方面，有的东西你看不见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倾斜政策的。硬的方面就是不给你，就是对你不放心，或者是说你在一个案件当中，我就是明确的告诉你，这个涉及到国家利益，你那个就是私人利益。国家利益我就要保护，法院法官理直气壮地这么说，这是硬的。 它是一个负制度，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在一整套正制度之外，存在着广泛的负制度。正制度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红头文件，公开的大家都要实施的。但是中国更大的问题是存在着广泛的负制度，潜规则，习惯，观念，深入到骨髓的一种做法。官员下意识的一些思考，就可以决定着他的一些行政行为，是不利于你的。这样一些做事的传统习惯、习俗，一些潜规则，还有在他观念当中存在的下意识，以及一些做事的动机，先天就存在的动机，我把这个叫做负制度，中国存在着广泛的负制度。现在所谓推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和责任清单就是解决负制度问题。你不清楚我给你搞清楚，你要这样做，我说你不对，为什么呢?我有单子在这。

官员权力参与下很多法律被扼杀掉

凤凰网：对于四中全会后的依法治国建设，我们应该有哪些期待?

李曙光：四中全会把法治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强调法治中国，也就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三个议题的建设。强调要更多地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地执法体系和公正司法的体系，以及整个全民守法的环境，以及对于法律实施监督的一些程序等问题。要解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这些都是四中全会要做的事情。这些东西当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就是两块： 第一，不要把法治当口号。而是要把法治落实到细节。现在中国不是有没有法的问题，有法。关键是这个法是真正的良法吗?有很多原则法、口号法，不能够落地的法。我们有有城市建设规划，但是看不到它的生命力。生命力只看到在官员那里，他说是多少就是多少，他说这个地方可以建就可以建。换一个市长来，又改了另外一套。我们很多法律都是短命的法，一个城市的城市规划就是法律。但是上来一个市长就改一个城市规划。这个例子非常生动地说明中国法律的命运和状态。城市规划没有细节，哪怕这里有一个沟沟坎坎，我都能管到，这个是良法。目前我们很难看到一个法律自己的生长和生命。 法律不要随意的出来，恶法比无法还坏，不要出来一个恶法。原来城市拆迁条例就是一个恶法，拆迁的补偿，补偿标准什么都没有。按照我的想法，你要把拆迁做的好，全北京市，一级、二级、三级，每一块地不留缝隙地都能够说出来价格。我觉得拆迁就太容易了，你现在东八块、西八块，什么朝阳、宣武，今天是一个价，明天是一个价。如果不留缝隙的把所有的全城地价出来以后，拆迁还会有问题吗，老百姓绝对没有问题，他会跟你对抗吗，会跟你死磕吗，不会。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法律不要随意的出来，出来以后又不要随意的废止，这叫法律的生命力。一步一步地具体法律的生命力，中国细节法律的生命力特别重要，这是第一点。

为什么官员要人打伞他不知道自己是干嘛的

第二，法律的实施、执行问题。政府存在的一个目的就用权力捍卫法律，而不是法律捍卫政府，法律不是政府工具，现在我们刚好颠倒过来了。如果我们每一个政府官员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宣誓，或者他工作的全部就在捍卫和实施法律。而不是今天我有什么权力，怎么能想办法给我这个部门搞点钱，发点奖金。怎么让别人请我吃个饭，怎么在别人面前表示我有多么高的地位。我们政府官员大多数做的是这些东西，为什么官员出来要人打伞，下雨要打伞?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干吗的。 所有的法律如果实施的不好，市长就得下台。城市规划法律没有落实，市长就得辞职。所有的政府官员，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在维护和落实这些法律，而不是做其他事，其他事都不应该他干，如果上级部门让他干其他事，他都可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