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于光远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影响

原标题：邓聿文：于光远的经济思想及其现实影响

于光远走了，这既让人略感意外又处于意料之中。意外指的是于光远不怕老，曾希望活百年;意料之中指的是他毕竟是97岁的老人，随时等待着马克思的召见。

晚年的于广远以研究休闲学特别是同伪科学的斗争而称闻于普通百姓，但他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为转型中国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真知灼见的思想和政策建议。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与其说于光远是个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个马克主义理论家更恰当。因为这位从学生时期就投身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家，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的部分时期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研究，但于光远又确实是以他的经济理论侧身于经济学家队伍，在中国经济学家的谱系中，他算第一代经济学家。

作为经济学家的于光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倡导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将这一学科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这一领域，他至少进行了40余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6卷。

1979年以来, 于光远在经济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经济学方面, 他倡议并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廓清了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理论认识。同时, 他大力提倡并率先进行了一些新学科的研究, 比如消费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发展战略学、国土经济学、经济效益学, 等等。他不断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 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的建立，体现了其“百科全书式”学者的一面。

对于光远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改革的贡献，2008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推荐人的评语作了恰当评价，称“他是一个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他的学术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已去世的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在于90大寿时，也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于的弟子、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教授刘世定则把其导师的经济学成果完整地概述为八个方面，分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所有制实现论和所有制选择的生产力标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企业组织、按劳分配研究、经济效果学和以个人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效果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以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开拓新研究领域。

例如，对于“所有制实现论和所有制选择的生产力标准”，刘世定阐述道，于光远是最早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提出，在决心改革之后，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应该确立怎样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他批评了当时的不少干部头脑中存在的以“大”和“公”为标准判别所有制优劣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制优劣的序列表，即国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集体所有制无条件地比私有制优越;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公社所有无条件地比大队所有优越，大队所有无条件地比小队所有优越;在小队所有的范围内，不联系产量的工分制无条件比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优越等。他认为，这样一张所有制优越性的序列表不破除，改革是很难展开的。他在七十年代末写的文章中明确主张以生产力为标准来确定所有制的建构政策。

再如，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刘世定阐述道，在思考我国改革前的重大政策失误时，于光远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同时他也不赞成认为我国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的看法，这是因为这一“过渡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他思考的结果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承认原来所追求的那种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阶段。他认为。五十年代的那种看法，并不是在对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今后将进入怎样的阶段，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进行了科学分析后才能知道。

1987年，于光远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在该书中，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特征;探讨了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抑制或促进，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我们看到他在学术上的这样一种努力：将由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大的历史演进阶段和在特殊的选择、特殊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小的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此书被经济学家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的十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如上所述，在于光远的理论研究生涯中，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涉及。除上面引述的外，他还对经济效果，提出要以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作为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理论基础。于光远也一直高度重视唯生产力论问题, 很早就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的唯一标准, 只能是看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并特别强调, 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 其他任何原则, 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此外, 于光远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 而且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983年, 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 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 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 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与被看作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 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 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 这是因为, 发展商品生产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 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偶然的, 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他在改革的实践中, 不仅注意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 注意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 而且十分注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 就是他提出来并反复强调以其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之一。他指出, 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 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搞好经营不仅对于巩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 而且积极从事经营能使人们有更强的改革要求。他的这一思想, 为后来实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经营机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论上作了准备。于光远的这些理论观点、看法和思想，对促进人们思维和观念的改变，推进当时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1995年，于光远又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今天来看于光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有的已经实现，有的现实走在他设想的前头，有的尚未实现，有的具体结论和设想已经过时。不论他的经济理论于今天适用与否，这都是作为对中国经济改革进行理论探索的一个见证，其所蕴涵的方法论和对一些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在今天也有着很大的启示。比如，关于平等，他认为这个观念是相对的，意味着使用同一尺度。也就是说，对某一尺度来说是平等的，对另一尺度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尺度，这是一种平等，如果用需要做尺度来衡量，就是不平等;反过来，实行按需分配以需要做尺度来看是平等，但用别的尺度，如劳动来衡量，就是不平等。他曾谈到，对近年有一些公平和效率的谈论存有怀疑，他认为，问题不在于一般地谈论公平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不同的尺度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这一看法有助于廓清我们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一些认识。

当然，于光远对未来的判断也有一些明显失误。比如上述对于“三个30年”中的看法，认为第三个30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与现实明显不符，恐怕多数学者都不会同意此判断。在这方面的一个共识是，经济改革到今天，远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远非完善。11月将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基础性改革作为主题，就说明我国的经济改革路还很长。土地制度、要素市场、金融体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方式的变革，乃至国企改革，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甚至尚未真正推进，许多制度障碍亟待打破。

大浪淘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不能指望老一代经济学家来替我们解答和解决今天的问题。这需要我们这代人去探索解决的办法。十多年前，笔者曾几次在理论研讨会上见过于光远。那时他已80多岁高龄了，虽然行动有些迟缓，可思维还是那样新鲜与活跃。不用讲稿，却自成条理;即兴发挥，而不游离主题。在大开大合中，闪出一串串思想的火花。如今，斯人已逝，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对经济改革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作者简介：邓聿文，和讯网专栏作者，供职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民革中央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问题观察者，多家报刊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家，《幸福的权利》《中国必须赢》、《中国经济大突围》等书作者，主要关注和从事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