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保护民企”做的太差

限购加剧了户籍制度的不平等

搜狐财经：您提到现在为了房地产调控，政府对二手房交易中间的利益差征收20%重税。但调控还有其他的措施：比如根据你的户籍对你进行限购，外地人不能买二套房，或者单身人士，对这样一个人群规定你不得买房，您认为这些政策措施是否是政府的权责范围内?还是说政府已经越权了，不应该对私权的干扰?

江平：我觉得政府调控物价，特别是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应该属于政府的权限范围之内，但具体方法需要考虑。我觉得因为户籍或其他原因而决定是否限购，并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法，因为政府不能以户口的所在地而来加以限制。这样的结果，必然又会造成新的户籍上的不平等。

本来我们已经在改革初期就已经提到了要改革户籍制度，因为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本身不合理。现在不仅没有改变它，反而加强了户籍的作用。由于户籍而引起的入学、医疗、社会保险各方面的机会不均已经很严重，现在又加上了房屋，北京还有律师之类的二元制度，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现象越来越大。这个不应该是户籍改革的趋势，改革应该逐步减少户籍制度的差异。外面的人愿意到北京来买房子，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从法律上来说，应该减少户籍差异导致的居民不平等，而不是加大户籍之间的差异。

利益驱动下的城镇化必然造成负激励

搜狐财经：现在城镇化改革在地方上搞得火热，比如十堰地区的削山造城运动，圈出大片土地，来重新造一座城市。您怎么看这样的城镇化改革?

张维迎：这一届新的领导把城镇化改革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我想在未来五年，肯定是要加快城镇化改革的步伐。但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拔苗助长的现象了，有些地方已经规定了一些造城指标，包括发改委可能也有各地城镇化指标的一些规定。今年要完成城镇化多少才算合格。我很不赞成用指标来界定城镇化应该到什么程度。因为有指标的话，就有一个拔苗助长的嫌疑和负激励。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城镇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到底是什么?是为了在农村中能够更好的解决土地问题，还是为了能够加大居民的消费?现在提倡加强内需，那城镇化是不是更多为了提振内需的需要?现在地方上有一种趋势，实现城镇化，就是它希望能够把原来村里的居住情况改变成镇里的居住情况。村的农民居住是很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宅基地，占了很大宅基地的庭院。现在如果能都到镇里面的楼房居住，那就能够把原来宅基地空出很大的一片土地来，得到集体的使用。我觉得地方上有很大可能是看中了农民的宅基地，希望能够解决宅基地的问题。但这样的利益驱动是很危险的，因为必然会侵犯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宅基地虽然归集体所有，但是私人是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你随便给我剥夺了也不行。我愿意搬到镇上的楼房去住，那可以，但是你强迫我来做，这就非常危险。所以城镇化最好要水到渠成，最好不要拔苗助长。水到渠成就是指农民的自愿。举个例子来说，我去过徐水，到了孙大午那儿，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没有多少私人土地了。他的土地已经被孙大午的公司征用了，现在他在镇上集中给农民盖了房子，农民也很愿意去，这是水到渠成。

如果拔苗助长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因为宅基地终究是农民私人利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居住环境是他的私权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如果你忽视了这个，那就是以集体为名来侵犯私人利益，这是过去出现的许多次侵犯农民利益的共同逻辑。

私权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

搜狐财经：您一直在呼吁保护私权，那么从法学角度来看，私权和公权具体的界限在哪?通过这样的一个界定，能否约束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胡乱干预?

江平：私权是很明显的私人的权利，这个私权不仅保护个人，从我们的民法的角度来说，法人也是私人。当然，你要是国有企业的法人，你代表的还是国有企业。那么民营企业的法人呢?他也是私人的。所以保护私人的财产这个权利，应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现在的《物权法》规定，只有当法律明确规定，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才可以来征收私人的财产。那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说，私权是神圣的，私权是基础，私权是“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谁都不能来侵犯。应该说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没有法律所规定的条件，私人利益是不能够被随便征用，更不用说用其他行政权利来剥夺他的这种权利。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或者像孟子说的：“有恒产才有恒心”，这就叫法治的环境。有了这样一个法治环境，这个社会才会欣欣向荣。

搜狐财经：您曾经主持制定了《民法通则》，您认为这部法律的最主要精神是什么?

江平：《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想我们当初制定的《民法通则》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规定了民事权利，而且都在《民法通则》中详细列举出来。所以当时有一个外国学者评论说，中国的《民法通则》是中国国家对于公民民事权利的承认宣言。我觉得可以这么说。这些民事权利的核心所体现的精神，一个是平等，一个是自由。这两者历来是民事权力的核心，或者说是民法的最本质所在。

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任何特权。过去有一位有名的英国法学家、哲学家叫梅因，他说古代的民法发展到现代，特点就是一句话：“契约代替了身份”。身份是表明不平等，所以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这句话说得很好。现代民法的特点就是平等。我们国家虽然法律上规定了平等，但是实际上的不平等仍然有，也就是身份的特权。我们过去因为身份上的特权，造成的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很严重。各地方一些高级领导人，都是拥有很多特权。从苏联到现在就有大量的特权存在，所以要做到真正平等，必须要打破特权，消灭特权。

自由就是取得民事权利的自由。应该说自由实际上就是意思自治、契约自由、身份自由这些概念，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构成不了现代的民法。

“毕业即失业”是中国最大隐患

搜狐财经：您认为中国目前最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是什么?

江平：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学生，从毕业之后的就业情况来看，我觉得它跟中国的贫富之间的不平等的情况完全成正比。

简单说，大学毕业生里面家里有权的，有钱的，他不愁没有工作，绝对是能够找到好工作的;相反，如果大学生是属于没有权的、没有钱、没有关系，他肯定要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你说中国的考试平等是可以的。我考进来是平等的，我分数比你好，我进得起大学。但是就业分配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了。在中国你要想把它一时消除是非常困难的。有钱的、有权的，他只要打一个招呼，下面就有人给他安排工作了，而且安排很不错的工作。他愁什么呀?但是你没有钱，没有权的，就像报上说的，写了二百多份要求找工作也毫无下落，因为求职的人太多了。如果大学毕业了之后，他还找不到工作，他没有收入来源了，那他要结婚，他要生孩子，他靠什么呀?所以如果今年我们的就业分配出现了一定的危机，那么到来年就可能更多了。因为前几年已经有失业率在那儿了。所以中国的失业率不要小看，中国现在所公布的失业率，很多是虚假的现象。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啊。这些问题不予以解决，实际上是加剧了贫富的分化，极大地加剧了贫苦阶层对于有钱人，有权人的仇恨，这是很危险的。

对于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哪怕是很年轻的，应该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手段，保证他生活的基础。当然，还要更加积极地来开拓社会中的就业渠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保障不了7%到8%的GDP的增长率的话，中国就很危险。原因就在于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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