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保护民企”做的太差

江平是中国法学界真正的泰斗。他年少才盛，被著名法学家钱端升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年轻时曾经远赴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共事过一段时间。回国后，适逢动乱年代，被打成右派，从此经历22年磨难。然而，民主、法治、自由的理想在他的心中从未被动摇，支撑了他度过漫长而艰难的岁月。动乱年代，江平的心态正如他的诗词所表现出的豁达与乐观：信是明年春自来。 改革开放之后，他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披肝沥胆，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呕心沥血。他参加了《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的制订，并直接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物权法》和《民法典》草案专家小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著书立说，牵引后辈学人，宽厚仁恕，尽显大师风采。多年来，他从法律的角度关注中国经济的改革，竭力呼吁建立对私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江平如何看中国的法律与经济体制现状?他为中国未来的改革作出了什么建言?搜狐财经就此专门采访江平讲授，请他为我们解读法治、自由的“中国梦”。

政府不该管的地方伸手太长

搜狐财经：多年以来，您一直为实现法治社会奔走呼吁，而在更多人的理解上，发展市场经济才是当务之急。您怎么理解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

江平：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样说是不为过的。吴敬琏教授也是这样的看法，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为什么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分析。比如说我们说市场本身涉及到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从国家干预角度来看，应该是有所不同。市场自由方面，国家应该尽量少干预，也就是给了市场的主体以充分的自由，或者说充分的权利。这一部分按我们法律来说，叫意思自治的领域，由当事人自己来决定。当然也不是说国家完全不加干预，而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国家应该采取的态度是，市场主体能够决定的尽量由自己去决定;市场主体不能决定的，由社会公益公共组织决定;市场公共组织还不能决定的时候，最后国家再来干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干预放在最后位的。

但是我们市场又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市场的秩序。因为如果市场是没有秩序的，混乱的，那是不可设想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的干预是放在第一位的。而我们长期以来在这两个关系方面是有些不协调。也就是属于市场资源分配方面，国家干预过多了。尤其是地方政府，总觉得土地啊、资源啊，就应该国家来掌握，所以他们更多地热心于资源分配和市场的准入。就把本来不该国家多管的，现在管得过多了。这是由于利益的关系，因为资源分配、市场准入，涉及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而本来应该国家更多来管的市场秩序，尤其我们说的药品、食品这些涉及到人民健康的市场秩序，实际上有很长时间是被漠视了。本来老百姓希望能够在这一点上国家把好关的，加强管制的，国家却放松了。所以导致了我们国家在市场秩序方面，在国际上排位排了120多位。

市场经济总的说来应该是分成了鼓励和限制两个方面。既然讲的是市场，那么前提必须是多种经济。如果都是国有经济，谈什么市场呢?有市场必须是有多种利益，多种主体。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应该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地位，没有平等哪能有市场呢?可是我们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更多是保护，甚至是把国有企业看成是执政的基础，而在民营企业更多却是限制。这样一来，执政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它必然要倾向于保护。反垄断法里面也体现了这一点。对于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企业，都是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往往不受反垄断法的制约。这些都是不足的地方。

总的来说，应该看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经济就必须按照法治的规则来建设。

“保护民企”说得动听，做得太差

搜狐财经：您刚才提到国有企业在很多地方得到倾向性的保护，您如何看近年来的国进民退现象?

江平：我们的政策(比如非公36条)写得冠冕堂皇，但实际上贯彻得很差。拿山西煤矿为例，今天这样的状况，实际上是剥夺了民营企业，把民营企业变成了国有企业里面很小的一部分股份，没有什么作用了。这样的结果，是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观念和思潮导致的。现在老百姓一说经营诈骗就想到私营企业，却认为国有企业是非常好的，都是为了老百姓利益的。他们并没有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现在讲国有企业盈利有多少多少，绝大多数都是垄断产生的利润。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如果要加上土地等资源的使用成本，国有企业实际上亏得很厉害;就算这些不计算进去，在同等条件下，和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经营也存在很大问题。这种情况使得民营企业的舆论地位就有很大争议了。更何况，此前在重庆还发生过随意将民营企业所有财产没收充公的案例。所以整体上看，民营企业作为私权的代表，它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民间资本会流向国外。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民营经济生存的环境还是相当困难的。

《物权法》与宪法打架，对私权限制太严重

搜狐财经：您曾经亲历过国企改制。对国企改革方面，您有什么建议吗?

江平：我觉得国企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真正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个事情的发源是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物权法》是保护财产的，不论这个财产是国有财产还是民营财产。而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物权法》更多的应该是保护私人的财产。但是北大的教授提出来，说物权法违反宪法，理由是宪法写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如果现在出台一部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那不是违反宪法了吗?所以后来《物权法》只能够有所修改，变成了二元制。什么叫二元制?从国家制度角度来看，是公有制为基础;但是从市场经济来看，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是平等的。然而，结果还是国家制度是最根本的，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制度是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保护私有制只是临时措施。是不是过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回到剥夺私有制的状态，又要以公有制为基础，公有为先呢?那你发展的私有制，终究是不能够占太大比重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限制你。国营企业从来没有提过限制，而对于民营企业却明确有限制的意思在内。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要改革的话，需要从立法根本上改变，包括反垄断法和《物权法》中相关的概念，应该做到对国企和民企平等的保护。

移民潮凸显立法与实际执法严重脱节

搜狐财经：您刚才提到了民营资本外流的现象。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富人热衷于移民，转移资产，您怎么看富人移民潮?

江平：这一定有它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安全没有信心，而法律不完善正是造成信心缺失的主因。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他的歧视，或者是对私营财产、私营企业财产的保护缺失，移民潮和这样的现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并不完全是看法律，他的看法是从实际感受中来的。他认为我的财产在这儿得不到安全保障，他当然要放到国外去。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家法律执行的一个严重的缺陷。前些天在吴敬琏教授的文集发行式上，吴敬琏教授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的法律，或者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政策，这些措施在当时征求了很多国外专家的意见，也有很多一流的经济学家。他说这些专家当时都提不出什么新意见来，现在所说的这些措施都很不错嘛。但是实际怎么样呢?实际什么事儿也没做。政策和法律对民营企业有一些保护，但实际上就没有。这个就是他的感受了，他觉得你的法律和实际脱节太大。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地从立法和执法的环节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是立法和执法脱节相当严重的一个国家。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地方财政利益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今年来的审批改革?

江平：这个问题实际上又是涉及到立法和执法的脱节了。涉及到审批这个问题。我们十年前有一部法律，叫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就是解决审批的制度，当时做报告的杨景宇是法制办的主任，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市场经济能够做到的尽量由市场主体自己解决，市场主体不好解决的尽量由社会中介组织来解决。只有当社会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国家再来干预。”这个思想是很对的呀，国家是放在最后一关的，只有前两者解决不了的，国家才来干预。但是现在来看，民企的准入机制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变动。民企要等待十几个部门，有的甚至几十个部门的批准，才能够进入一个市场。虽然这个问题在立法环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不要管了，但是执法的人就做不到。

最近李克强同志担任总理以后，又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又加了一个：能够由地方解决的尽量由地方解决，只有地方解决不了的，才由中央来审批。从这个意思来看，整体思路还是先个人、先市场主体自己解决，然后社会，然后地方，然后才是中央。过去我们常说“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看起来这个现象确实存在。中央做了一些决定，不管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还是中央做出的法律规定，有时候下面就不以为然。特别是，如果“政令”影响了地方的利益，地方依然会按照地方的权限来执行。因为利益在我手中，税是我拿的呀，你要是给我减少了这个职能，那我税收不上来怎么办?所以这个问题也很难说地方没有他的考虑。有些问题是配套的。它不仅仅是改革一个法律制度，而且还涉及到一个整体利益的考虑。这个就需要花出极大的努力来改善执政的基础。

国务院没有决定征税的权力

搜狐财经：刚才您谈到地方政府由于税收的激励而不能很好执法。您怎么看依法纳税的问题?对税制改革有什么建议?

江平：这个问题法学界有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税法。我们的法律还明确规定了，在改革期间授权国务院来自行规定一些税种、税率。所以现在大家建议：改革已经三十多年了，应该把这个权限收回去了，不能再赋予国务院自己来确定征收哪些税和税率。从世界各国来看，应该说税法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一个法律制度，所以税制应当是由议会来通过的。但我们现在没有。

首先，到底哪些税该征收?比如房产税，这是国务院决定的。我买房子的时候可能没有房产税，最后国务院自己就决定了房产税。我买房好多年突然要开始缴税了。再比如说现在二手房，二手房的差额所得还要征20%的税，这个东西谁确定的?也是国务院啊，甚至就是税收总局来决定的。所以这样的任意性的税法，实际上就造成了我们的税负越来越重。税负过重的最大危害，那就是扼杀了企业的积极性，也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再加上现在有些税种还有一个试点的工作，那就更没有一个明确的依据了。比如说房产税，现在有的城市已经试点在做了。那么试点城市的老百姓就要多承受一些负担，而其他比较晚实行的就可以少受影响。这也是缺乏完整、统一的税制的表现，本来一个税收，一个法律应该全国都一致。怎么能说一部分先做，一部分后做，而先后之间也可能差了很大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问题应该从立法的角度来解决，也就是把税制归到中央，归到立法机关，归到全国人大，才有权来制定有关税和税率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