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凯恩斯预言我们后代的生活前景

现在谈谈我的结论。我想，您对这个结论思考得越深入，就会发现它是越发的超乎想像、令人惊诧。

我得出的结论是，假定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人口增长，那么，“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眺望未来，而是回首过去，就会发现，迄今为止，经济问题、生存竞争，一直是人类首要的、最紧迫的问题——不仅是人类，而且在整个生物界，从生命的最原始形式开始莫不如此。

因此，显而易见，我们是凭借我们的天性——包括我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层的本能——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而进化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问题得以解决，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他们传统的生存目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本能，要在几十年内加以悉数抛弃，以使我们脱胎换骨、面目一新，是难乎其难的。虑及这一点，我仍然不能不感到非常忧虑，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会不会引起普遍的“精神崩溃”呢?对此，我们已有了些许体会。我所说的这种精神崩溃现象在英国和美国富裕阶层的家庭妇女中，已是极为寻常。这些不幸的妇女，她们中的许多人被自己的财富剥夺了传统的任务和工作，由于经济上的必需这一刺激已经消失，所以她们从烹调、洒扫和缝补这类活动中已不能得到足够的快乐，而又难以找到更愉快的消遣。对那些为了每日的面包而辛勤劳动的人来说，闲暇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乐事;而当这种向往成为现实时，他们才发现原来是另一番滋味。

据说有这样一段墓志铭，是一位打杂女工为她自己写的：

别为我悲伤，

朋友们，

别为我哭泣。

现在我什么也不用干了，

而将永远永远地休息。

这就是她的天堂。如同其他渴望闲暇的人一样，她想像要是让别人来歌唱而她在一旁倾听，这样打发时光的方式将是多么美妙，因为在她的诗中还有这样两行：

天空中回荡着圣歌和甜美的音乐，

而我在一旁倾听，什么也不做。

然而，只有对那些不得不歌唱的人来说，生活才是差强人意的——可是我们当中又有几人真正能够放声歌唱呢!

因此，人类自从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的、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那些孜孜不倦、一心一意的图利者，也许会把我们大家带上通向经济丰裕的跑道。但当这种丰裕实现以后，只有这些人才能在这种丰裕中获得享受：他们不会为了生活的手段而出卖自己，能够使生活的艺术永葆青春，并将之发扬光大，提升到更高境界。

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能够在期待这种多暇而丰裕时代的同时，不怀有丝毫的忧惧。在国内，长久以来，我们都是被训练着去奋斗而不是去享受。对那些没有特殊才能来寄托身心的普通人来说，这这是件可怕的事，特别是当他再也不能在传统社会的温床和他所珍视的那些风俗习惯中找到自己的根基时，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所以在我看来，似乎只有那些有独立收入而又没有社会关系或职责来约束的人，才有可能解决这些困扰他们的问题。

在以后的许多年间，我们的劣根性仍然会如此的根深蒂固，所以，任何人如果想要生活得舒心畅意，那么他就必须得干一点工作。比起现在的富人们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将为自己多做些事。如果有些什么细小的任务要担当，或者有些日常琐事要料理，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不过当工作量超过这一限度时，我们将努力减轻每个人的负担，对于到那时仍然必须完成的一些工作，我们将尽可能广泛地进行分配。3小时一轮班或每周15小时的工作，也许会使上述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以缓解。因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每天工作3小时，已足以使我们的劣根性获得满足。

此外，在其他领域也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预料到这一点。当财富的积累不再具有高度的社会重要性时，我们原先的道德准则会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可以摆脱200年来如恶梦般困扰我们的那些虚伪的道德原则，在这些伪道德原则下，我们一直把人类品性中某些最令人厌恶的东西抬举为最高尚的美德。到那时，对于金钱动机，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一种占有欲将被看作是某种可憎的病态，是一种半属犯罪、半属变态的性格倾向，人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地把它交付给精神病专家去处理。

那些影响财富分配和经济上的酬报和惩罚的各种社会习俗及经济惯例，不管它们本身可能是多么地令人憎恶、有失公平，由于它们对促进资本积累有极大的作用，因此现在我们得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是到那时我们将从中解放出来，并终将摒弃它们。当然，到那时将仍然有不少人怀着强烈的、贪得无厌的意图，盲目地追求财富，除非他们能够找到某种可能的替代目的。不过，我们其余的人将不再有任何义务对这类意图表示赞许和鼓励。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被大自然赋予了这种“意图”，不过，到那时我们可以在比今天更为稳妥自如的情况下，更加细致深入地探索这种“意图”的真正性质。

让我们回忆一下《西尔维亚和布鲁诺》中的那位教授：

门外的人低声下气地说：“只是一个裁缝，先生，是来收账的。”

“啊，我可以很快解决他的事情，”教授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只需等一小会儿。今年的账是多少，我的朋友?”他正说着，裁缝已经走了进来。

“你晓得，这笔账是每年翻一番的，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裁缝有点生硬地回答道，“我现在就想拿到现钱。已经有2000镑了!”

“喔，这不算什么!”教授满不在乎地说，一边在口袋里摸索着，仿佛他总是随身带着那样数目的一笔款子似的。“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为什么不再等上一年，让它滚成4000镑呢?想想看，那时你会多么富裕!要是你愿意，你简直可以成为一个‘国王’!”

“我可不清楚我是不是想成为国王，”裁缝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笔款子听起来的确数目不小!好吧，我看我还是等一等吧……”

“你当然会这么办的!”教授说，“我知道，你是个精明的人。再见，我的朋友!”

“你真的打算付给他4000镑吗?”等那个债主离去，关上门以后，西尔维亚问。

“那怎么会，我的孩子!”教授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会让这笔钱一直滚下去，直到他死为止。你看，只要再等上一年，这笔钱就会变　我们这个民族，曾经不遗余力地让“不朽”的允诺成为自己宗教的核心和本质，但同时又最热衷于对复利原则的运用，并且对这一“最有意图性”的人类制度抱有特殊的眷恋之情，这一现象也许不是偶然的。

因此，我认为当达到这一丰裕而多暇的境地之后，我们将重新抬起宗教和传统美德中最为确凿可靠的那些原则——以为贪婪是一种恶癖，高利盘剥是一种罪行，爱好金钱是令人憎恶的。而那些真正走上德行美好、心智健全的正道的人，他们对未来的顾虑是最少的。我们将再次重视目的甚于手段，更看重事物的有益性而不是有用性。我们将尊崇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教导我们如何分分秒秒都过得充实而美好，既不劳碌如牛马，也不虚度岁月，逍遥如神仙中人。

可是要注意!谈论上面所说的这一切现在还为时尚早，至少还得等上100年。而现在我们必须自欺欺人地把美的说成丑的，丑的说成美的，只是因为丑的有用而美的不能带来实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还得把贪婪、高利盘剥和谨慎奉为神明。因为只有这些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要性的沼泽中带出，走上康庄大道。

因此，我盼望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整个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能够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不过，当然这个巨变将是渐进的，而不会一蹴而就。实际上，这个巨变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

我们迈向经济上的这一极乐境地的速度，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我们对人心的控制力量，避免战争和内证的决心，把理应属于科学领域的事务交付给科学来处理的自觉意愿，以及由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所决定的积累的速度。只要前三者不出问题，最后一点也就会迎刃而解。

我们在进行经济性目的活动的同时，也应当提高生活的艺术水平，并进行一些试验来为我们的终极目标作些适当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