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凯恩斯预言我们后代的生活前景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大萧条时，他写文章预言人类的发展前景，从而鼓舞人们的信息，他认为人类100年内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他说，三个因素会延缓经济问题的解决：对人心的控制力量，避免战争和内讧的决心。人类有两大需求：绝对需求和相对需求，前者即将得到解决。以前我们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以后应该放在非经济目标上，使生活艺术化，他还说，重要的是有益性，不是有用性。因为经济问题解决了，不要老在炫耀。

凯恩斯的预言还是对的，只要国内政治不糟糕，解决经济问题就是一代人的事情。正如凯恩斯认为的，事态的演变不取决于政治家处心积虑的所作所为，而取决于处于政治历史表面以下的、不停流动的潜在趋势，而趋势的方向没有人能够预料。对于这种潜在趋势，我们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加以影响，那就是动员那些能够改变舆论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扩大想象作用的力量。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破除幻想，消灭仇恨情绪，并进行教育，开阔人们的心胸和提高人们的理性。”

凯恩斯在文章中指出，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正不绝于耳。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作为19世纪特征的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一度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放慢了脚步——无论如何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在未来十年中，经济的繁荣程度将会衰退而不是高涨。

我认为上述说法是对目前状况的一个粗暴的误解。现在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不是老年性风湿病，而是由于发育过速引起的发育性阵痛，是两个经济阶段之间重新调整的过程所引起的痛苦。技术效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了劳动力吸收问题的解决速度;在1929年英国的工业实际产出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我们的国际收支余额在偿付了所有的进口商品后可用作新增对外投资的净顺差额，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相应余额都高，与美国相比，甚至超出了50%。

普遍性的世界性大萧条、在一个充满贫困的世界里产生的异常巨大规模的失业、我们曾犯下的灾难性错误，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失去了洞察力，对于在表面现象下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对于事物发展趋势的真实解释置若罔闻。悲观主义有两种相反的论调：一种是革命者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事态已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只有进行激烈的变革才有一线生机;另一种则是反动分子的悲观主义，他们认为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平衡已是如此岌岌可危，因此不能再冒险进行任何尝试。我认为这两种论调都是错误的，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就会得到证实。

不过，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详细探讨当前或即将出现的情况，而在于使我们能够摆脱短浅的目光去眺望遥远的未来。对于100年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合理预期呢?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经济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发展前景呢?

有史以来，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8世纪初期，生活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心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然中间是时有起伏的。瘟疫、饥荒、战争等天灾人祸时有发生，其间还有若干短暂的繁荣时期，但总的来看，不存在渐进或激进的变化。一直到公元1700年为止的4000年间，某些时期的生活水平也许比别的时期要高上50%，但不会超过100%。

这种缓慢的发展速度，或者说发展的停滞，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极其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再就是未能进行资本积累。

从史前时期到比较晚近的时代这一漫长期间，始终缺乏重大的技术革新，这一现象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凡是在近代初期人们所拥有的那些真正至关重要的事物，几乎每一样都在历史的原始时期就已广为人知：语言，火，与我们今天一样的家畜，小麦、大麦、葡萄和橄榄，耕犁、车轮、桨、帆、皮革、麻布和织物，砖瓦和罐壶，黄金和白银，铜、锡和铅——铁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被发现的——银行学、治国术、数学、天文学和宗教。至于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首次开始拥有这些事物的，并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

我认为近代时期是从资本积累开始的，而资本积累又始于16世纪。我相信——我不能在此详述其原因，以免喧宾夺主——这最初是由于西班牙把黄金财宝从新大陆带到旧大陆，从而引起了物价上涨，并带来了利润的增长。从那时起到今天，按复利计算的资本积累的力量，在仿佛沉睡了许多年以后，又苏醒过来并重新恢复了活力。而200年来复利的力量所起的巨大作用简直是超乎想像的。

英国对外投资的始端可追溯到1580年德雷克从西班牙盗窃的大批财宝。在那一年他带着从富庶的印度劫掠来的数量惊人的战利品回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是资助这次远征的辛迪加的一个大股东。她把自己所获得的一份用来清偿了英国的全部外债、平衡了自己的预算，最后手里还剩下4万镑。她又再把这4万镑投入到东方公司，这个公司也是生意兴隆，大发利市。东印度公司就是靠这个公司的利润起家的，而东印度公司这个巨型企业的利润又为日后英国的对外投资打下了基础。因此，德雷克在1580年带回来的财宝中，每一镑现在已变成了10万镑。复利的力量就有如此之大!

从16世纪起，科学和技术发明的伟大时代开始了，在18世纪后这个势头日益强劲，而从19世纪初开始，更进入了鼎盛时期——煤炭、蒸汽、电力、石油、钢铁、橡胶、棉花，化学工业、自动机械、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无线电、印刷术，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还有其他家喻户晓的人和物，成千上万，不可胜数。

那么这一切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尽管世界人口有了巨大增长，同时这些人口还必须有相应的住房和机器设备与之相配合，但是我认为，欧洲和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将近4倍。而资本的增长所达到的规模，比之于以前所知的任何时代，要远远超过上百倍，而且今后人口未必会再次出现如此巨大的增长。

如果资本每年增长，比方说2%，那么世界的基本固定资产将会在20年里增加50%，而在100年里将增加7.5倍。可以从物质方面，比如说住房、运输之类，来想像一下这种发展前景。

同时，近十年来，在工业和运输方面的技术改进，其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1925年的人均工业产值比1919年提高了40%。在欧洲我们被暂时的障碍所阻滞，但即使如此，仍然可以肯定地说，技术效率的增长率总体上每年至少在1%以上。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尽管革命性的技术革新迄今主要是发生在工业领域，但很快将冲击到农业方面。粮食生产效率的进步，将与矿业、工业和运输业所取得的进步同样巨大，而我们也许正处在这种巨变的前夜。在好些年以后——即在我们自己这一代——也许可以只付出原来一向使用的人力的1/4，就能够完成在农业、矿业和工业上的操作了。

目前，这些变革的高速度正使我们苦恼不已，它们带来了不少有待解决的难题。那些不是处于进步队伍前列的国家，也遭受着同样的痛苦。一种新的疾病正在折磨着我们，某些读者也许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称，不过在今后几年内将听得不想再听——这种病叫做“由技术进步而引致的失业”。这意味着失业是由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使用的方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而造成的。

但这只是经济失调的暂时阶段。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从长远看，人类终将解决其经济问题。我敢预言，100年后进步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比现在高4-8倍。即使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看，这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即使是作更乐观的估计，也并非异想天开。为了便于讨论，且让我们设想，100年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的经济境况平均要比现在好上8倍。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不过，人类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的需要，即是说，不管周围的其他人境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另一类是相对的需要，即是说，只有当这种需要的满足能够使我们凌驾于他人之上，产生一种优越感时，我们才会觉察到这种需要的存在。这第二类需要，即满足优越感的需要，也许才真正是不知餍足的，因为当一般的水平有了提高之后，这种需要也会水涨船高。不过，绝对的需要也许将很快达到，其实现的时间也许要比我们大家所意识到的还要早得多，而当这些需要得到了满足，那时我们就愿意把精力投放到非经济的目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