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山东经济发展的三“谜”多维度调结构

原标题：解答山东经济发展的三“谜”多维度调整经济结构

山东经济有三“谜”:一是经济总量大,财政却显拮据,单位GDP财政收入贡献率低；二是民营企业数量和在500强中的数量都居全国前列,民营经济占GDP的比例也不是很低,但还是给人相对不发达、不活跃的印象；三是虽然山东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但居民的收入水平却不够高。

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山东发展的凤凰涅盘、浴火重生,是决定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关键。所谓的经济“谜题”,其实就是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不平衡的外在显现。解答这些“谜题”,实现对全省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要从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政府的融资结构、制度结构、增长的动力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地区结构等多个维度进行。

产业结构:

坚持“两条腿”走路,以提高实体经济质量为重点,以调整要素结构为基础

首先,必须依靠强大的实体经济立省。大国(或大的经济体)必须靠强大的实体经济立国,不可能靠贸易、旅游、港口、金融立国。山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2012年GDP总量超过5万亿元,约占中国的十分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置于世界考量,都是一个大的经济体。山东历来是实体经济即工业和农业大省,工业和农业的数量和质量,在全国都是领先的和举足轻重的。山东靠的就是工业和农业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版图中立足,这是山东的优势,是已经形成的区域分工,而且决定了今后山东产业结构及其调整的路径,或者说,山东经济结构及其演变对既有的工业和农业必然有路径依赖。

其次,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并重。产业升级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重视用新技术、新理念、新管理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同时也要重视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对于多数地区而言,前者更重要、更可行、更实惠,山东工业和农业的改造、提升空间非常大。不管产业如何创新,改变不了“财富创造主要靠工业和农业”的事实,不管第三产业如何重要,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对于大的经济体而言,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主要是工业和农业)发展和城市化规模、质量为基础,要靠工业化(包括农业的产业化)和城市化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最后,要素结构要从吃人口红利向吃技术红利、资本红利转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内生于生产要素结构的,要素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想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调整要素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基础是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和升级。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过程,本质上是生产要素结构变化——主要体现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占比提高的过程。

过去几十年,山东经济发展与全国一样,主要靠吃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这具有必然性,但是,现阶段和以后已经不可行、不可持续,必须调整要素结构:一是继续重视物质资本积累,除了保持投资增长率以外,更重要的是提高投资的效率、提高物质资本形成率；二是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山东现在最缺乏的是各类人才,要从机制、待遇、政策和氛围上吸引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才来山东创业,要让青岛和济南像北京、深圳、广州、上海那样,成为说各种语言的人才汇集的地方。同时加大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尤其加大优秀产业工人和农民工的培训和实用科技人才的引进,否则无法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三是控制山东人口的数量、提高质量。不能留恋于吃人口红利,要吃技术红利和资本红利。

金融结构:

重点助推民营金融发展,重新开启和规范区域性股票市场

山东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一是在济南或青岛,重点发展一个或两个专业化的、别的地方还没有明显占住先机或优势的金融市场,从而有可能成为某个专业化的金融中心；二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优化金融产业组织或金融生态,尤其是在政策、法律等方面建立起民营金融发展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进民营金融的发展,鼓励多元的金融投资主体和中小金融机构(包括发展民营银行)；三是重新启动和规范地区性股票市场的发展,形成若干个这样的市场,以促进企业直接融资,优化企业融资结构；四是发展土地金融,让土地变成资本,可以流通变现、可以融资,还可以尝试土地资产证券化。可以考虑发展土地金融,通过证券化进一步盘活土地市场——这也是山东金融的空间或生长点。

政府融资结构:

提高GDP质量,培养税源；控制政府债务,防范债务风险；改变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

山东经济“之迷”之一是:经济总量大,财政却显拮据。其实也不是谜。山东虽然GDP总量大,位于全国前列,可是单位GDP提供的财政收入却排在全国下游。在有巨大GDP总量的情况下,政府的税源并不充足,政府融资很困难。反映在政府工作上就是:各级税务部门一到第四季度,尤其是年底,就千方百计向企业催税,一些企业贷款纳税或税收空转的现象颇多。这样做又会形成恶性循环:政府越是催税,企业越困难,税源就越不充足。单位GDP财政收入贡献率低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提高GDP的质量?

山东人口多,公共财政支出压力大,政府大规模举债用于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必然性。在这种背景下,债务规模和债务风险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

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官员都希望本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因为他们认定这样地方会有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业的税费,地方政府债务偿还也过度依赖土地收入。其实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即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来说,租税是替代或等价的。可以把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分为两部门——来自房地产的各种财政收入统称为“租”(无非是房租、地租或者其变种),把来自房地产以外行业的收入统称为“税”。　在土地资源给定的前提下,政府要获得高房价、从而推动房地产发展以产生“租”,就必须相应地牺牲来自于其它行业的“税”。其经济学逻辑在于,住房价格上涨在提高土地租金的同时,将导致企业土地和人力成本上升,进而降低企业利润率,企业利润率下降将进一步导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下降,形成土地租金和企业税收之间的“租税替代”机制。

所谓“高房价——房地产快速发展——GDP高速增长”的“逻辑”不一定成立,高房价地区GDP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事实”也不一定是事实。一个基本事实是:在资源总量一定情况下,不同产业所占资源也有替代关系或此消彼长的关系。更何况,看起来一些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的高房价地区,事实很可能是:假如房价没那么高,经济增长会更快,质量会更高。更何况由于高土地成本、高商务成本和高生活成本,其招商引资必然受到影响,既会影响新的、潜在的投资进入,又可能导致已经进入的投资者撤资或减少追加投资,特别是存在国家间和地区间竞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GDP增长和业绩,不得不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主要是廉价甚至免费提供大量投资建厂的土地(工业和商业用地)、减免税或变相减免税等等,结果是:一方面,在获得GDP增长的同时,招商引资成本大幅度提高而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另一方面,政府因为高房价、高地价而多收入的“租”,又因为必须廉价或免费提供土地、减免税而送出去了。如果政府强行低价征用居民土地,又需要冒政治风险。这其实也是“租税替代”原理在发生作用。还有,高房价地区,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优秀人才的汇集和城市化进程。

制度结构:

以改革国有垄断行业和企业为重点,推进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强化政府服务和约束政府权力为重点,改善营商环境；改革民营企业,重点强化独立意识和市场意识。

所谓调整制度结构,本质上就是体制和机制创新或改革。山东改革的空间很大,或者说,改革的潜在红利很大。不仅所有制结构需要调整,具体的企业制度和监管体制也要调整；不仅要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需要改革——这是与全国很多地方不同之处。

山东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企业比较多,而且大量存在于无需国家垄断的领域,这就使得民营经济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受限。所以山东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改革国有垄断企业和行业,包括抑制其不合理扩张和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当然,国有垄断行业和企业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了、越来越难了,不过再难也得改革,否则危害超出人们的想象。

山东一些产业和企业总量大,但是竞争力不够,甚至自己恶性竞争。例如港口业,山东沿海优质港口或可建优质港口的地方多,投资主体众多,业务同质,彼此恶性竞争,好几个地方都要建亚洲或世界第几港口。应该通过产权关系的调整和整合,例如把已有投资整合、重组成不同主体共同投资的股份制港业集团,不同港口业务合理分工,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一些国有股占比大的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可以考虑出让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以便引入海内外的战略投资者,以股权换技术、市场等,以国有股比例的适度减少换取国有资产总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

山东经济的另一个“谜”是:山东民营企业数量和在民营企业500强中的数量都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也不低。可是,无论山东人自己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感觉上,以及实际的经济势能上,山东都是国有经济占主体和主导,而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不活跃。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确实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及政府相对于民营经济过于强势,民营企业太像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和实际行为,也值得研究。他们的官本位意识太强而缺乏独立意识和市场意识,太依附于或者太想依附于政府。有一个说法不一定恰当,但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粤、江、浙、闽等地的一些国有企业有点像民营企业,而山东的民营企业有点像国有企业。山东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需要“补钙”和“蜕变”,当然政府也应该对此有所反思和作为才行。

增长动力结构:

投资拉动为主短期不会变,重点是优化投资主体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

不同国家或经济体因为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动力结构即投资、消费和出口的作用大小不同。未来山东经济增长,消费的拉动不可低估,因为山东人口多,来沿海地区购房、旅游、度假的多。但是,短期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山东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未来一段时期,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我们必须要投资,才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完成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才能建造和完善基础设施,从而才能积累起足够的物质资本。现在有对山东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批评声,其实批评的不应该是投资拉动,而是投资结构(包括主体结构和投资的区域和产业结构)和投资效率。问题不是要不要投资,而是谁来投资、投在哪里、怎样才能积累起更多的资本?关键是优化投资的主体结构:一是减少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避免国有投资挤出私人投资；二是杜绝政府直接投资经营性领域(包括对经营性领域投资的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政府的钱要主要用来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的生产性和生活性的公共基础设施。有了投资主体结构的调整,投资效率和固定资本形成率就会有大幅度提高,因为私人投资的浪费率肯定比国有企业和政府低得多。另外,国有投资也应该提高投资效率,而且确实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收入分配结构:

让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获得应有的收入,把公共福利支出控制在合理水平

山东经济还有一个“谜”,就是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但是居民的收入水平却不够高。这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关,也与收入分配有关。因此,除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外,山东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上也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回归劳动价值论,增加财富和知识创造者的收入,引导社会的生产性努力(而不是分配性努力)。

现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层面,其中之一就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及其生产性劳动者和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可以通俗地概括:生产财富的不赚钱或很少赚钱,流通财富的赚大钱,融通资金的更赚钱；创造知识的收入低,倒卖知识的利润高。其后果就是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影响消费需求,导致人们追求财富的努力方向出现偏差,社会价值观扭曲,道德水准下降,激化社会矛盾,增加社会运转成本。

为了激励大家都去努力“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必须从收入初次分配政策的理论依据上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意义上重新重视和回归“劳动价值论”,而且必须先回归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能回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在分配环节上,使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让他们有尊严,才能引导社会尊重财富和知识的创造者,才能引导社会各种资源在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合理配置,才能引导社会致力于财富创造而不是财富分配,才能使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运转。山东是实体经济大省,通过初次分配的调整引导社会努力创造财富很重要。

其次,在再分配领域,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公共福利支出水平。

山东是人口众多、财政不富裕的大省,在关注民生的同时,要量力而行,因为不合理的福利水平会影响经济增长,从而使后果与初衷背离。一个经济体中,政府公共福利支出与GDP在理论上有一个最优比例(或最优区间),而最优比例是动态的,GDP总量、人均GDP数量、人口总量等因素会影响最优比例。

在经济增速放缓时,由于公共福利刚性的存在,公共福利支出无法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而降低福利比较基准,这使得公共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逐步增大,而公共福利支出占比的增大又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导致经济陷入“福利陷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山东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注意管理公众的公共福利预期,要警惕公共福利刚性导致的“福利陷阱”,使得政府陷入债务危机,最后激化民众与政府的矛盾。

地区结构:

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结构意义上的差距,最大的还是城乡差距。缩小这一差距的主要着力点在于推进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和农业的现代化。以“农房改造、宅基地整理、撤村并居”为核心内容的新农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市民化,这会减少城市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来自现有城市居民)的阻力。从长期看,促进中国农村跨越式发展和进步,促进城乡一体化,可以为长期的经济增长创造基础性条件；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和消费,又不会加剧“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而且可以大量节约宅基地,部分恢复为耕地,部分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山东的新农村建设速度较快,总体而言,西部起步早,但是东部这几年发展的更好。要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和过程中的困难。政府要做好规划和引导工作,各地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模式。不具备任何条件的地方,暂时不要做。不能刮大风、搞形象工程。

山东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状况类似于全国的状况。东中西部的结构调整可以做以下几项重点工作:一是省里已经规划实施的“西部隆起战略”；二是从省政府层面在山东、江苏两省建立起合作协调机制,制定一些促进合作或避免不良竞争的政策,协调制定两区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是:使鲁南苏北地区成为两省新的经济增长极,使长三角经济区和山东半岛经济区连成一体(现在实际上是断裂的)；三是在东部加大中日韩自贸区山东地方先行示范区的建设,可以考虑以已有的青岛保税港区和已经扩大了的黄岛经济开发区为基础,推进和扩大自贸区建设,推动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港园(港)区转型。

(作者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