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背后:营造不差钱假象

不再灵验

在借贷关系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保证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国民间借贷发展早期，血缘、共同文化和乡谊等因素都可以作为信用的保证。但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和扩张，这些地域性较强的信用纽带，既无法适应民间借贷资金体量的膨胀，更逐渐和金融资源的全国性流动相脱节。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更加具体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为了信用的新载体。

但2011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开始下降。包括尚德、联盛在内的一批明星民企纷纷出现债务问题。而作为信用符号的奢侈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了债权人和公众的批判目标。

温州著名律师、浙南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庆春对《南风窗》说，在浙江一些地区，豪车、成捆的房产证、上百万的奢侈家具曾一度是民企老板充门面融资的工具。它们是“软实力”，放款人会注意到。在信贷扩张的时段，只要有豪车、豪宅，银行和其他放款人甚至会“把钱送到家里来”。

“但现在不管用了！”周庆春说，在现在的温州，一个小区的整排别墅可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但这个人却无影无踪，因为已经逃债走了。这些空无一人的房子在当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极好的信用体现。

原始的信用载体轰然崩塌，新的信用基础却并未建立，这是周庆春最担心的问题。他举例说，以前，一个温州人在下午看上了内地某个要投资10亿的项目。当晚回到温州，便拿出了“分配”方案，自己占股30%，剩下部分分给7个朋友；7个朋友再把各自10%的份额分为若干份，派给亲戚，然后亲戚再找他们的亲戚，就这样一直分下去，分到接盘者的资金实力足以直接承担为止。 最后，这个温州人在两三个晚上便凑足了10亿投资。“比银行贷款效率高很多，温州老板就靠这个抢在了市场前面。”周庆春说。

尽管时常处在灰色地带，但不可否认，在基层金融的草莽时代，“温州模式”异常成功。但现在，不少温州人之间已没有了往日的信任感。在一些纠纷中，借款人和放款人开始因到底是“算入股，还是算借债”而闹翻。

广东一家银企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对《南风窗》说，民企老板通过“显摆”来增加信用度的做法，不应被加以“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国内尚未建立起统一企业征信体系，加之不少民企财务管理落后，企业资信无法判断，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信用证明”。

另外，对“土豪”们财富转移性的炫富行为，另一种解读也颇有合理性。以奢侈嫁妆为例，其可以看作是民企老板家庭财富的二次分配，负债的民企老板可以通过嫁妆的形式把财产赠与女儿，即便自己成为了“负翁”，但按照当地民俗，追债方也断然不会向夫家索偿。

而从法理上来讲，嫁妆等于是一份赠与合同。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尽管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赠与合同享有撤销权，但也规定了相应的时效限制。换言之，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财产转移)之日起，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追偿将变得困难。而转移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撤销权，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

因此，在充斥着暴力的民间借贷领域，“嫁妆炫富”可以说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

但在中国社会，民企老板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过分展示自己在物质上的富足，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情感上的冒犯。因此，邢利斌在奢侈婚礼举办后不久，便通过媒体表达了对公众的“道歉”之情。

2014年，不论邢利斌的财富故事是否会结束，中国土豪“显摆”的事情都可能愈演愈烈。但越是疯狂地“显摆”，越是在宣告这一轮疯狂的负债潮即将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