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内贬外升” 工薪族穷人很受伤

通胀并非都不好

程向前还指出，通胀并不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东西。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适度温和通胀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上面提到的日本政府不仅希望日元对外贬值以刺激出口，还希望对内大幅贬值以刺激消费，所以不能把通胀完全看成坏东西。总体来看，至少温和的通胀要比通缩好得多。所以宏观调控要避免恶性通胀，也要避免通缩，最好的策略是温和通胀。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把通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呢？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有名言：“通货膨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央行过快、过多发行人民币显然是造成人民币对内大幅贬值的直接原因。但要问央行为什么要发行这么多货币，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理念有问题。2005年以来，正是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出口型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一直谋求产业转型和经济升级的阵痛期，然而这段时间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却并没有迎难而上，努力帮助企业和中国经济渡过转型阵痛期，反而是在出口下降、消费不振的环境下，过度依靠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尤其在2008年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后，我们采取的是“4万亿”投资的策略，使固定资产投资对人民币的需求猛增，结果造成人民币大量超发，进而酿成通胀一轮接一轮的恶果。

假如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再以大量投资“铁公基”为主，而是以真实的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那么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少。因为与投资相比，消费对人民币的占用要少得多。消费市场越旺，人民币周转次数就越高，对人民币的需求就越少。

别让穷人再受伤

尽管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民币存在“内贬外升”的局面，但存在的并不一定就合理。说到底，人民币持续内贬外升的情况容易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穷人的生存保障型消费多，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占比极高，而这些商品往往涨幅最严重，而出国旅游、留学、海外购物等享受性消费的支出比例极少，他们承受了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坏处，却享受不到对外升值的好处，这对于广大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和农民将是不可承受之重。反之，富人开拓财源和投资理财的能力更强，财富增速较易跑赢CPI，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也有较为可靠的工资增长机制可以冲抵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影响，同时也享受到更多对外升值的好处，在高通胀期往往会比穷人活得更自在。

总之，通胀不可怕，可怕的是通胀环境下，普通百姓的收入和财富增速没有超过通胀。也就是这些年我们常说的那句“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PI”。这就需要在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制定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和收入增长机制。 

在宏观经济学上，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物价稳定和贸易平衡。然而这几大政策目标之间却经常存在冲突，无法统筹兼顾。比如想要拉动经济增长往往要牺牲物价稳定，通胀和失业率之间也存在逆相关，压低物价会导致短期失业率上升，净出口增长也会推升物价……以至于在经济学界，对于政府是否必须确保物价稳定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在西方国家，大部分政府已把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集中在促进就业上，从而避免了政策冲突的问题。也有一些国家采取相反的策略，如巴西等拉美国家，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出现了恶性通胀，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遭遇长时间滞涨，以致社会动乱，民不聊生。虽然这期间采取了工资-物价联动管制、提高利率、货币改革等一系列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巴西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宏观调控目标仅盯物价稳定这一条，到了90年代后期，巴西物价总算回到了温和通胀的水平。

中国过去30多年宏观调控主要目标一直是经济增长，对保持物价稳定缺乏足够重视。为确保增长，不惜开闸放水，放出通胀猛兽。因此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同时出台工资-物价联动机制，确保高通胀环境下的民众收入增速比通胀更高。但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受阻、收入倍增计划被戏称为“被增计划”，不但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喊了多年也没能成行，如今机关事业单位反而要发放年金“福利”的大环境下，高通胀只会形成更大的贫富差距，把房价推高到更加离谱的地步。二是学巴西痛定思痛，把物价稳定放在首位。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克强总理显然知道应该怎么选，所以他才反复强调“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是宏观调控首要任务”。最近他更是直言，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稳增长、保就业，一种选择是扩大财政赤字，增加M2。但我国赤字率已达2.1%，M2余额3月末超过100万亿元，已是GDP两倍。“池子”里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再多发票子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他选择第二种方法—坚持不再扩大货币供应量。

尽管我们强调应该科学、客观看待人民币外升内贬的问题，但近年来老百姓强烈感受到物价上涨带来的消费痛感也是不争的事实。往事不可追，来者尤可鉴，希望中央政府能把物价稳定长期放在首位，让老百姓别再被通胀折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