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怡建：地方债务危机在于系统性风险

政府举债避无可避

《21世纪》：但中国的现状是，财权往上集中，事权往下集中，而城镇化建设需要很大的资金，举债似乎不可避免?

胡怡健：社会上有个说法，中央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定增长，县级财政原地踏步，乡级财政纷纷破产。现在大家都把地方债务归咎为体制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应该有比体制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举债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以前的生产建设性财政变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城镇建设性财政。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要么是先有税收，再去建设城市，要么就是先借债，建设城市，然后用建设城市带来的经济增长来还债。在财力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借债是一种大趋势。

另外，急功近利的考核制度，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偿债主要靠预算外都促使地方举债。

最后还与经营城市的理念有关。当初上海要求浦东为世博会提供配套设施，但并未拨给资金，浦东只能借债自筹，结果是当时是花了500个亿，今天可能要花800亿。仅仅几年间建设代价就大幅上升，大家就都乐于从事建设。原因就在于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尽管负债规模很大，但是资产规模上升也很大。

《21世纪》：此次政府审计是不是为了摸清这些债务底细?

胡怡建：对。此次审计意图清楚，第一个是摸清家底，2011年的摸底不完整，未包含中央和乡镇级别;第二个就是这两年出现了新的借债方式，比如融资租赁、信托基金，金融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债务也在创新，风险也在加大;第三个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地方债务增长快，有的债务已经逾期，有的债务未使用于工程而是生产经营，也有的在借债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还债能力。

我们首先要了解债务的总量、债务的结构和债务的期限等，然后才能把风险控制住。

《21世纪》：摸清情况后，如何进行债务管理?是不是应该先将预算内外两本账算清楚?

胡怡建：可以用“开前门、堵后门、筑围墙”总结，就是把隐形的债务尽量堵住，把显性债务尽量放开，把债务的规矩做起来。

将预算内外两本账算清楚，原则上理应如此，但现在体制难以一下子改变，既然《预算法》主要涉及预算内收支管理活动，其实可以考虑出台地方债管理办法，而不是用预算法来约束地方债。

《21世纪》：对地方政府而言，政府债务将会继续加大，该如何处理好投资拉动与债务之间的关系?

胡怡建：我认为本轮摸清家底，在于为新一轮城镇化建设的地方债务提供新的思路。既然地方债务是不可逆转，也有积极意义，就应该合理引导。

如果中国依然把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的高速发展当成唯一目标，那么走政府主导这条路没法避免。除了土地红利，政府还有国有企业，现在已变成优质资产，资源垄断性的能盈利，上市也能增值。国有企业有大量资源，将来趋势肯定是国退民进，通过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的退出，一来可以盘活资产，也为政府的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新来源。

但同时，我们需要反思，是不是还要按照这个思路发展，城市建起来，但是空气、水质、食品安全问题重重，我们是不是要追求这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