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融资贵比房地产问题更可怕

根本解决融资贵要靠金融改革

中国企业现在面临的融资贵、融资难问题，部分跟货币政策有关，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加速我们的金融改革，余永定表示。要改什么?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纲领，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四个。第一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机制。第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第三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第四资本项目自由化，解决人民币的可兑换问题。其中，第二和第三是一致的，你可以把它归为一个东西，讲利率市场化，其中一个目标是要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

余永定认为，这四条内容是完全正确的。比如说市场利息率的市场化。当前中国存在着至少三个基准利息率，央行公布的存款贷款利息率，国债收益率，还有SH IBO R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这是不正常的。要想对金融产品定价，就要有一个基准利率。基准利息率是定价的基础，没有它就会造成乱定价，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套利活动或者寻租活动，增加中介成本，让借贷双方的很多时间、精力、资源都浪费在这个方面，而不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所以中国确确实实应该尽快建立这条收益率曲线。

余永定说，中国人讲利率自由化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认为别管它，愿意付多少就付多少，愿意差多少就差多少。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在中国，很多金融市场根本就没有，所以根本就无法自由化。在中国，要想利率自由化，首先要把市场建起来。一个国家要想有一条稳定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要解决的有些是属于自由化的问题，有些是属于放宽管制的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讲，我认为建设市场的意义可能比自由化还要更大一些，比如说国债市场。尽管中国没有很多财政赤字，债务占G D P的比也并不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依然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国债市场，比较有流动性而且比较深的国债市场。

发展国债市场有一个可以考虑，怎么在咱们外汇储备上动动脑子。改革的顺序应该是汇率的市场化第一，然后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基本上有这么一个顺序。总的来讲，汇率自由化是相对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利率复杂点，要费点事，因为存在一个市场建设问题，但是也可以说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资本项目自由化我再强调一下，我认为这个问题要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我已经活了这么大岁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正好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在香港、日本做广泛的调研，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国家大量的财务可以在瞬间全部没了，想恢复起来要十年二十年。明显感到当时由于马来西亚过早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所受冲击影响的后遗症今天还存在。

问与答

问：工业企业面对融资难、融资贵的困难怎么来突围?

余永定：首先需要从国家层面解决，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制度层面的问题。否则即便有一两个聪明人跑掉，大部分人跑不掉的。第二点，企业不要受其它的种种诱惑。前几年有很好的企业，看到实业不挣钱了就转到房地产，一转就没有赶上趟，高潮没有赶上，赶上一个尾巴，自己就陷进去了。我认为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发展主要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金融业是实业的一个助手，是一个助推，它并不能够决定像中国这样国家的发展方向。像英国，金融占了它的整个国民经济50%以上，中国不行。

问：现在商业银行利润率如此之高，怎么样改变这种情况?

余永定：关键是政府要加大决心。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当我们要进行改革的时候，它肯定对现实的经济增长造成影响。这个时候政府要找到一个底线。我们保住这个底线，坚持把改革改下去，否则就只能一拖再拖。

举个例子，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人民币和美元脱钩，人民币升值。当时外汇储备是4000亿美元，有关的决策部门认为一旦让人民币升值哪怕是2%，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倒闭，所以不敢做。结果10年之后变成了4万亿，涨了10倍，攒了10倍多的借条。如果美国继续搞货币宽松，或者采取某一种政策，我们的损失会非常巨大。如果当时下定决心做，问题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