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跳”背景下的五大领域改革

原标题：“最后一跳”背景下的五大领域改革

政府行政、金融、投资、户籍制度、资源品价格改革，将成为明后年加快推进的改革，属于改革的“现在进行时”。政府行政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已有很好的基础，今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以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入手推进行政审批改革、金融领域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激发了民间资本的活力，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明后年应继续加大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力度，形成改革的聚集效应。

——王小广

■王小广

在中国人的眼中，“三中全会”差不多成为改革的代名词，其中换届的“三中全会”尤其值得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同时具有这两个特点，而且它还有第三重背景，即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严峻的外部和内部挑战的情况下，需要新一届政府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这一决策的核心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为新的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堪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发表也充分显示了这确实是一个新的“改革盛宴”。在笔者看来，有两点超出预期，成为新一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形成了完整、全面的改革思路，预计明后年将会在一些人们十分关切的领域率先突破。

第一个超出预期的方面，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是提出市场作用“新说”，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与社会普遍预期相同，这次全面深化改革方案重点仍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几乎所有人都没预期到的。不仅如此，它是重大的市场理论创新。

我们不妨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法的演化说起。改革开放之初，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市场仅起补充或辅助作用，“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可以说是80年代最鼓励人心的对市场与政府(或计划)关系的理解，在资源配置或决定价格上，许多人仍主张计划或政府为主，市场为辅。而邓小平南巡讲话是我们对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市场与计划都是手段，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在资源配置中需要计划与市场“两只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这个基础性作用在当时还加了个限定词，即“宏观调控下”，完整的表述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后来去掉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这一限定词，正式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性作用。”基础性作用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上层组织理论所讲的“下层组织”，具体来讲是指商品价格的完全市场化，而要素市场仍受严格的政府管制，仍然不能市场化。这就是“大双轨制”。也就是说，市场管一半，政府管另一半。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制度的演化，这样的“大双轨制”导致的竞争不充分、分配不公平及资源配置的扭曲越来越明显，需要将所有的要素价格市场化纳入整个市场化改革的框架。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恰恰解决了这一根本问题，就资源配置而言，只有市场机制是根本性的、决定性的，政府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被最恰当地描述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最大的贡献是：明确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对象不同，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必须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作用将是最小化，而政府的作用主要将限定在公共领域或市场环境方面。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这是一次最到位的改革，改革进入到下半场，主要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全面破除各种市场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