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风险溢价”对资源配置扭曲明显
2013年09月18日 11:06
来源:证券时报网 作者:黄小鹏
原标题:“负风险溢价”与人才浪费 众所周知,风险是资产价格的最重要决定因素。风险越高的资产,投资者索要的风险溢价越高。这一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同样技能要求和劳动强度的两份工作,要让求职者接受
原标题:“负风险溢价”与人才浪费
众所周知,风险是资产价格的最重要决定因素。风险越高的资产,投资者索要的风险溢价越高。这一原理也完全适用于劳动力市场,同样技能要求和劳动强度的两份工作,要让求职者接受收入不稳定的那份,必须支付较高的回报。同样,在打一份工和进行创业之间选择,如果没有更高的收入预期,很少人愿意弃前者而取后者,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是厌恶风险的,除非风险溢价足够高,情况才可能改变。因此,企业家精神是稀缺资源。
这是风险定价原理能发挥作用的情形,如果风险定价原理不能发挥作用,社会资源配置就会产生严重的扭曲。中国公共部门人力价格因为违背了风险定价原理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是近年来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引起了诺贝尔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的关注。最近,他在谈到中国的创新和人才问题时,直言大量年轻人挤着想去做公务员是一种严重的浪费。
由于公共部门的使命是提供公共服务,为了提供服务,它需要人力配备,并为这些人力支付工资福利。公共服务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保证公共服务的数量是最优的,正好是纳税人所需要的,二是如何使公共服务的成本(主要指公职人员人力价格)符合市场原则。如果这两个问题处理不当,则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效率和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在民主体制下,公共服务的数量由纳税人投票决定,因而可以确保不出现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问题。但在公务员工资定价上,政府是唯一雇主,无法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确定,但这并不是说定价过程不必遵守市场原则,如果违背风险定价的市场原则,会引起全社会资源配置的混乱。
假设一个人面临两个工作机会,一份是私人部门,一份来自公共部门,技能要求相同,区别在于加入私人部门必须接受市场的波动,就业稳定性和收入稳定性相对较低,加入公共部门则可以安稳地做到退休,不用担心任何经济波动风险。显然,要达到帕累托最优,根据风险溢价原理公共部门应该支付低一些的工资。但现实情况却与之相反,职业风险较小的公共部门岗位工资(包含各种隐性收入和福利的广义工资)反而比私人部门高,风险溢价原理不但未被遵守,反而出现了“负风险溢价”。
“负风险溢价”对资源配置的扭曲是十分明显的:其一,私人部门就业没有得到风险补偿,导致有效的、高质量的人才供给不足,而公共部门吸引了过多资源。在供求力量失衡之下,公共部门只有不断提高劳动技能的准入标准,通过设置远远超过实际工作需要的门槛进行筛选,市场才能出清。有些博士生为了进入政府部门,宁愿从事最基础的接待工作,纳税人为此支付了不应有的成本,而这些人才自身也不能发挥最大作用;其二,在公共服务规模由政府自己确定,而不是由纳税人决定的情况下,公共服务常常是过度供给的,公共部门规模庞大,结构上叠床架屋,不仅浪费了纳税人大量钱财,而且干扰市场机制的发挥。在上述两点中,如果说第一点是纳税人支付了过高的服务单价,那么第二点则意味着纳税人支付了过高的服务总价。此外,“负风险溢价”造成的扭曲还向全社会扩散,还导致全社会创新精神严重衰退。
当然,有人认为不应该在公务员工资确定中贯彻风险定价的原则,理由是:一、公共部门收入相对较高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二、如果公务员工资偏低,不利于吸取人才,不利于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对这些理由,确实有细细辩驳的必要。首先,古代“公务员”工资较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教育不普及。那时一般的公共服务技能属于精英教育的范围,而今天教育普及化,能胜任公共服务的人才可以大批量生产。加上在前现代社会,公务员基本上产生于特权阶层,当代民主社会不应该再有这种特权思想的残余。其次,人才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现代各国的公共服务部门,从人事上看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是数量极少的问责官员,他们由选举或上级官员任命,这类人担负着决策的重任,也承担着巨大的政治责任,实行任期制,工资很高或较高,另一类是公务员,是按部就班执行政策的人(在中国两类人才统称为公务员)。这两种岗位对人才的要求并不相同,前者对创造性和政治能力要求较高,后者更强调纪律性和执行力,在普及教育的年代,后一类岗位普通型人才就能够胜任,因此,笼统地说人才必须高薪是不负责任的,更不能因此否定在人力定价中贯彻风险溢价原理。第三,国外公务员收入也相对较高,公务员职业在很多地方也具有吸引力,但是公务员收入持续普遍高于同技能同劳动强度私人部门岗位的情况仍然少见,如果某国出现这种情况,该国创新能力一定会衰退。此外,因为公共服务数量由纳税人决定,它们即使出现价格错配,也没有数量价格双重错配问题这么严重。
改革目前已成万众所盼,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通过创新能力提升来增强经济增长潜能,已成全社会共识。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公共部门能否做到规模最优,服务成本最小,是决定市场机制能否健全发挥的关键一环。目前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劳动力定价中存在的“负风险溢价”不仅造成严重的人才浪费,还导致创新精神萎靡和政府职能错位等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严重抑制了中国经济活力的发挥。让风险溢价原则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作用,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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