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线相”与精神的“尚立”

原标题：刘永刚：艺术的“线相”与精神的“尚立”

对古今“线”的解读

通过梳理中国艺术史中书法、绘画、雕塑、建筑以及彩陶纹、青铜器纹样等艺术语言特色，笔者总结出中华民族的艺术的特色是“线相”的艺术——“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相”则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所特有的精神面貌，唐尚法、宋尚意、元尚态、明尚朴、清尚趣。19世纪中叶，在抵御外辱，自强独立的历史使命下，我们曾一度被迫放弃自己的文化、艺术传统，学习、追捧西方的工业技术、价值观念以及艺术技法，而忽视了东方艺术语言的精髓——线。如今，中华民族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找回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冷静思考文化的本源，找寻思想的根基，并表现属于自己的艺术。对比中西、上下求索，笔者站在东方文明的内部逻辑，呼唤“文化本位”的立场，剖析出属于自己艺术规律——“线相”，并认为在当下这个时代，艺术体现的精神是“尚立”——“立”是全面的立，政治、经济、文化、人的自尊都要立，这样才能续古开今、走向世界。

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长期的海外留学，使我常常反思自己的文化归属，而借西方文明的“他山之石”，我却愈发明确地发现了东方艺术的内在规律，这正是“线相”，“线”指的是一种精神，“相”指的是一种面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祖先所创造的文字、书法、绘画、雕塑，甚至戏曲表演中都蕴含着对线的认知。《论语》讲“绘事后素”，《韩非子》中则记载了“客有为周君画荚者”的故事，就说明了古人对线的重视。

由于中国文字的象形性，以及书写工具——毛笔的出现(早在殷代就出现了毛笔 )，所以线的审美价值在书法中首先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人的思想、情绪都通过对书写时的用笔、结体以及章法体现出来，而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的特色——不仅是材料上毛笔、绢、纸的同源，更是内在审美精神的同源——使得线同样成为了绘画中重要的审美因素，这在谢赫(南朝)《六法论》中的“骨法用笔”，张彦远(唐)在《历代名画记》中对于顾、陆、张、吴诸大家用笔的总结对比中可见一斑。在人物画领域，以线为表现手段的“白描”在宋代日趋成熟，至李公麟成为了独立的画种。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线表现为梁、木建筑的结构性，甚至在属于表演艺术的戏曲中，线也被是为表现手法，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翁偶虹先生称其为“叠折儿”，即从线条中透露出形象姿态。

“线”即是我们古人对与世界的提纯与概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着纯粹客观的线, 我们所看到的线, 其实是面与面的转折与交接, 或是由客观对象形体的面压缩而成。线并不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形状, 它依赖于人的视觉而存在,是在人的视觉经验的积累中形成的视觉概念。

在我们的艺术传统中，古人以线作为造型语言和审美要素, 而不是根据视觉观察直接造型，因而它对客观象的再现不是对真实的直接仿照而是对真实的指代与示意，这就为画家的主观意识参与客观的视觉感知留有了余地。可以说，以线为媒介，就决定了它对于对象的再现必然是带有表现性的，而创作主体的主观意识恰恰就体现在他对于线的梳理组织、表现运用上。所以笔者认为，在我们上千年艺术史中所积累下来的精髓就是“线”，那些大艺术家们的灵魂就蕴含于在这其中,而“相”就是各个时代精神的外在的表现,是大历史中宏观的“线”。所以在我们的视觉艺术中，“线”有气韵、有活力、有能量，也是有精神的，更是有生命的存在；而“相”则体现出每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个性面貌和思想境界。

线——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它从远古一直贯穿到今天，几乎没有断过。而如今，随着国家不断的强盛和民族的不断强悍，这条“线”又延续了下来，把这条血脉的“线”接了起来，接出中华民族的一种顽强精神之线、一种昂首阔步之线。所以，笔者曾经尝试把这种线从平面上转变成“立体的线”让它站起来，在三维空间中让它有一种新气象的“线相”，比如《站立的文字——爱拥》，而最近几年我又将立体的线不断的转化成一种平面“尚立”的“线相”，在宣纸、画布上书写内心的一种“线相”。

我提出“线相”这个概念，“线”代表精神；“相”代表面貌，合起来就是每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它与历朝历代社会背景、文化传承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一个时代强盛，这个“线相”就强硬；如果衰落，这个“线相”就会变得很软弱。

纵观整中国艺术史发展的起承转合，从最早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等开始，古人把线画在陶器、刻在岩石上，表达一种对祖先的崇拜或一种崇高的敬仰，那是一种原始而且强烈的感情释放。陶器几何纹饰是以线条的构成、流转为主要旋律。 例如，仰韶文化中陕西西安半坡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甘肃永靖三坪出土的《漩涡纹彩陶缸》，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出现各种刻画符号等等。

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过程中，观念、想象积淀为感受，内容(意义)已积淀(融化)为形式。 在古人劳动、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有特殊含义的形式语言，从而催生出文字的诞生。中国文字的成熟可分三期：一、纯图画期；二、图画佐文字期；三、纯文字期。 殷文中的甲骨文，即是从上述彩陶中的纹饰中逐渐由图案过渡到纯图画期的文字， 而此时器物上的纹饰风格也由陶器时代的活泼愉快走向青铜时代的沉重神秘。

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在逐渐形成和确立，贵族与平民开始了阶级分野，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始了。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 而他们也正是甲骨文与青铜器纹饰的创造者。以饕餮纹为突出代表的青铜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承天休”的祯祥意义。 一方面它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震慑、恐吓异氏族部落，对内则具有保护的神力。占卜、超验、神秘、狞厉成为了“线”在这一时期的内在精神与外在气质，原始、天真，又朴拙。

周中期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石鼓文和绘画已在线的表现力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自觉，《毛公鼎》章法讲究、笔势圆润、结体严正，无论在造型和线的表达上都已进入了崭新阶段。

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帛画》，是我国现今出土发现的最早的绢上绘画作品，它体现了线在战国时期的艺术特点：线条流畅，按照一定的规律，有节奏地分布,通过线纹的动势及疏密安排表现人物自由、超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