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艺术史家眼中的中国艺术

原标题：西方艺术史家眼中的中国艺术：商业化造成了负面影响

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Sullivan，1916—2013)是英国艺术史家，毕生主要从事中国艺术史特别是中国现代艺术史教学和研究，被称为“中国艺术的知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中国艺术的西方知音”。

苏立文有三部重要的代表性著作：《东西方艺术的交会》《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国艺术史》。这些著作曾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或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多次修订再版，已成为英国高等院校的中国艺术史入门教材或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的必读参考书。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苏立文著作中文版，由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出品。我认为，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苏立文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超越偏见的文化态度。

所谓“比较研究”主要是指“跨文化比较”，20世纪以来广泛应用于西方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艺术等学科研究。苏立文的著作都具有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开拓了东西方比较艺术研究的领域。在他的《东西方艺术的交会》中，从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出发，重点对近现代西方艺术与中国艺术、日本艺术进行比较研究。他试图总结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影响，并探讨造成这种影响和交流的原因。例如，他比较中国与日本接受西方艺术影响的不同态度，将其归因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他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中，仍然把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纳入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对中国艺术接受西方写实主义和现代艺术影响的分析。他说明：“本书的主题是有关在西方文化和艺术的影响之下，中国艺术在20世纪的新生。两种伟大传统的相遇，已经为中国艺术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震动。”甚至在他的《中国艺术史》中，也经常比较研究中国艺术与印度、日本及西方艺术的类似与差异，在比较中凸显中国艺术的特色。

苏立文身为哈佛大学博士，熟悉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理论，却自称：“我没有理论。”他深信，在人文学科中而不是在自然科学中，“理论，远离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发现真相的障碍。它们无法被检验。”苏立文的著作基本上采用了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摆脱先验的或形而上学的理论思辨或假设的固定模式，重视搜集经验材料，通过观察、调查、访问、文献梳理等方法获取经验证据，对事实加以分类、比较和归纳，以求得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结论。我们从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撰写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1942年，苏立文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工作期间，就开始接触中国艺术，后来经他的中国妻子吴环介绍，结识了庞薰琹、丘堤、吴作人、丁聪、刘开渠、关山月等艺术家，到1946年回国时搜集了大量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资料。此后，纯粹出于研究的目的，他不断收藏中国现代艺术品，多达400余件，包括齐白石、黄宾虹、林风眠等名家之作。从1972年起到21世纪初，他又与吴环多次到中国旅游，与众多中国艺术家密切交往，掌握了更多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图像和文献资料。因此，他撰写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是根据自己几十年来对中国现代艺术的经验和观察，归纳出相对客观的判断。也因此，他的艺术史叙事像史话一样，人物鲜活，细节生动，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毫无枯燥乏味之感。

狄德罗和列宁都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们要寻求真理就必须克服偏见。可是，要完全克服民族的偏见、文化的偏见、意识形态的偏见和个人好恶的偏见，几乎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只能迫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苏立文说：“我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艺术”，难免产生误解。不过，对中国文化艺术强烈的求知欲和理解的渴望，以及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都促使他采取了超越偏见的文化态度。他写作《中国艺术史》，编年体例恪守中国传统的王朝序列，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人自身对于中国历史的感觉”。在该书中他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其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过去更多。”尽管他对“文革”时期破坏文物的现象深感痛心。1959年，他出版《20世纪中国的艺术》时，“多年形成的西方偏见依然非常活跃”，西方同行们批评他“为一个不值得严肃对待的课题浪费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才把中国现代艺术列为严肃对待的研究课题。苏立文的《20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努力保持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的偏见。他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革命、鲁迅扶植的木刻运动等，均给以比较客观的评述；对中国台湾的现代艺术、移居海外的艺术家的成就，也给以适当篇幅的介绍。曾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苏立文对徐悲鸿的评价低于林风眠、刘海粟，说徐的绘画作品“止于合格”。苏立文的个人爱好确实更加倾向现代主义，不太喜欢写实主义，但通观他对徐悲鸿的总体评价：“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一个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浪漫主义者，在艺术技巧和目的的严肃性方面，为学生们树立了崇高的典范。”“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学生所需要的不是根基肤浅的现代派，而是西方技巧的坚实基础。他贡献了值得赞扬的东西，或许这就足够了。”这种态度比较公允。

2013年8月，97岁高龄的苏立文在他逝世前夕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期间，应邀到上海书展“文景艺文季”现场与中国读者对话。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商业化因素对中国当代艺术造成了负面影响。这表明苏立文作为中国艺术的西方知音，也是我们中国艺术家直言敢谏的诤友，令人肃然起敬，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