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画的“崇老”传统
2015年03月06日 17:07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钱念孙
现代书画大师如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等更是大器晚成,到六七十岁才以书画家知名于世,七八十岁才步入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如果说,西方绘画以光线投射到物体上所形成的明暗块面为主要造型手段,那么,中国画则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
原标题:中国书画的“崇老”传统
寻旧图齐白石
雨花台颂傅抱石
“羲之书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这副对联道出了中国书画创作的一个规律,即中国书画创作的佳境往往需要经历岁月的风霜和人生的磨砺。
中国书画与西方绘画虽然同属于平面造型艺术,但两者不论在使用材料或艺术构成元素上,都迥然相异:西方绘画多使用画布、排笔和油画颜料或粉画颜料,中国书画多使用宣纸、毛笔和墨汁或国画颜料;西方绘画更多讲究细腻准确地刻画对象,中国书画更多讲究以形写神地表现对象;西方绘画重视形象塑造,中国画在形象塑造的同时追求笔墨意趣的千变万化;西方绘画除标题外一般只靠画面本身的艺术形象说话,中国画多半注重诗书画“三绝”,于画面形象及标题之外,诗文题跋往往是表达和提升画意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郑板桥的一幅《墨竹图》,若只是几枝挺拔萧疏的墨竹,而没有那首脍炙人口的题画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即便其墨竹画得再精彩,也绝难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名作。中国画讲究诗书画“三绝”的特点,是中华书画文化的独特创造,与西方绘画表现形态差异明显。中国画与西方绘画不论在表现材料或表现手法上都是各自为政,可谓各拉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南辕北辙两条道,各奔东西闯前程。
正是这些判然有别的相异之处,决定了西方绘画大师可能成才较早,如达芬奇、拉斐尔、德拉克洛瓦、莫奈、列宾等,都在30多岁已闻名遐迩;而中国书画大家常常成才较晚,如王羲之、颜真卿、黄公望、徐渭、朱耷等,多为50岁左右才在书画艺术上崭露头角。现代书画大师如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等更是大器晚成,到六七十岁才以书画家知名于世,七八十岁才步入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在于西方绘画只要掌握扎实的造型基本功就可能创作出伟大作品,如拉斐尔最杰出的代表作《雅典学院》《西斯廷圣母》等,几乎都完成于30岁之前,而列宾举世公认的名作《伏尔加河纤夫》竟是他22岁时创作的油画。与此不同,中国画除看重“形似”所需要的造型基本功外,更注重超越形似之上的“神似”,因而“形易神难”(袁文《瓮牖闲评》)、“忘形得意”(欧阳修《盘车图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不似之似似之”(石涛《题画山水》)等观点普遍流行。至于强调书画家人生阅历和文化修养的“功夫在画外”“功夫在书外”等主张,向来为历代文化名家(包括书画名家)所推崇和遵循。正是对需要长期修炼的“画外功”和“书外功”的重视,加上需要毕生探求的宣纸、毛笔及水墨结合所形成的笔墨意趣的无穷变化,中国书画家绝少像西方画家那样在二三十岁就能名噪一时乃至名满天下,其形成自己的风格或者说功成名就,多半在中老年之后,并往往越到晚年名声越响。
如果说,西方绘画以光线投射到物体上所形成的明暗块面为主要造型手段,那么,中国画则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线条作为中国画最基本、最重要的表现元素,不仅用来勾勒物体的轮廓和形态,也用来呈现物体的质感和明暗关系。因此,中国画的线条组合和使用异常讲究,变化异常丰富,有轻、重、缓、急、粗、细、曲、直、刚、柔、肥、瘦等种种区分。仅是画人物衣服的褶纹,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及邹德中《绘事指蒙》就总结出高古游丝描、琴弦描、铁丝描、行云流水描、柳叶描、竹叶描、枯柴描、橄榄描、蚯蚓描、蚂蟥描、钉头鼠尾描等十八种方法,称为“十八描”。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录》中指出用笔有“三病”,曰板、曰刻、曰结;《芥子园画谱》等还提出用笔“六要”,即流畅而劲健、变化而关联、苍老而滋润、松灵而凝炼、刚柔相济、巧拙互用等。至于用墨,也有积墨、泼墨、破墨、焦墨、宿墨、浓墨、淡墨等分别,早在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里便有“墨分五色”之说。墨虽然仅为黑色,但通过浓、淡、干、湿等不同程度的层次变化,可以兼具五彩之妙。中国画因讲究笔墨,所以不论是画家本人或评论鉴赏者,一般都将笔墨功夫作为评判作品高下优劣和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清代画家恽南田说:“有笔有墨谓之画。”弦外之音是没有笔墨或笔墨太差,简直不足为论。
这里的关键是,国画的造型、色彩或书法每个字的结构、形态等,都可以由勤奋加天分比较快地掌握,而笔墨功夫却无法速成,必须经过岁月的长期煎熬和洗礼才能逐渐成熟。清代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中说:“要知从事笔墨者,初十年但得略识笔墨性情,又十年而规模略备,又十年而神理少得,三十年后乃几于变化,此其大概也。”摸索30年,对笔墨也只能“神理少得”,30年后也只不过“几于变化”,足可见中国书画家如果不在笔墨的深海里长期浸润和陶冶,绝难达到笔精墨妙乃至笔墨老到的境界。
由此,中国书画形成了“崇老”的传统,“人书俱老”“人画俱老”之说得到广泛认同。这一思想早在唐代孙过庭《书谱》中就有精彩表述。他作为著名书家和书法理论家这样谈论学书过程:“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不论是研习中国画或中国书法,往往都要经历掌握造型和书写基本规律及技巧的“但求平正”阶段,要经历在练就扎实基本功后寻求突破前人窠臼以形成自己个性的“务追险绝”阶段,还要经历苏东坡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复归平正”阶段。孙过庭认为,这三个阶段“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所谓“通会”,是指熟能生巧、融会贯通,即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书谱》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这就是称赞王羲之经过岁月的打磨和修炼,晚年迈入“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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