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峰论“为官之道”理应“为官有为”

原标题：“为官不易”恰应“为官有为”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强化干部监管、提倡厉行节约、规范公务接待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得到了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一些领导干部产生“为官不易”“官不聊生”的感叹。他们说，“啥都不干，难找缺陷；只要不干事，就会不出事……”等等。

之所以会有这些感叹，笔者认为，就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做人做官做事、立身执政用权的关系，认不清“为官不易”与“为官有为”的辩证关系和精神实质。为“官”者，如焦裕禄、孔繁森等，之所以不易，恰在其有为。“不易”在其责任、担当；“有为”在其作为、贡献。只有牢记不易，才能践行有为。所以，两者的关系互不矛盾，应当相与为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永做人民公仆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天职。“为官不易”导致“为官不为”的议论，看似是制度规定过密、过严、过紧的结果，实际上反映的是一名领导干部的内在修为与组织需要、人民期待是否一致，外在“他律”和内心“自律”是否一致，个人期望与工作本质是否一致。为此，领导干部只有打好自身立身处世的基础和根本，才能做到“为官有为”。

领导干部如何做官：知之非难，行之不易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归类评价的记载。好官的标准是什么？西汉时，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三国时，司马懿提出的“清、慎、勤”成为好官标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尽管封建社会的好官，有其勤政廉洁、奉公执法的一面，也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是，与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存在质的区别。他们是统治人民群众的官僚老爷，而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勤务员。

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我们的建设依靠干部，干部决定一切”。好的干部标准是什么呢？他提出“又红又专”的标准：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要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党而工作；还要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党实现了政策上的拨乱反正，党的干部标准又有了新的要求。邓小平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方针，强调要按照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干部。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持续推进，尤其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干部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成为干部新标准，注重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

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好干部的类型不一样，群众对好干部的评价角度也不一样。但是，好干部都有一些共同特征，这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标准已经明确，但是，知之非难、行之不易。关键在于如何达到并践行标准。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组织培养是条件、是基础，关键还在于干部个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个人是内因、是决定性因素。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掌握执政权力，拥有执政资源，还能不能保持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党员领导干部的本色？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经受了考验，也有一些领导干部热衷“四风”，失去了群众信任，甚至陷入腐败堕落，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人生如桥、理念如柱、纪律如索。应自觉地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一座标杆，见贤思齐，反复比较，常修为政之德，不移公仆之心，才能提升思想境界、增强素质能力、改善作风形象，做一名合格的好党员、好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