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故城遗址

齐国故城遗址位于今临淄区政府驻地辛店以北15里处，旧临淄县城的西北部，是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城面积辽阔，形制特殊，文物丰富，遗迹众多，是一处底蕴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遗址。

在淄博市的版图上，直接从龙山文化遗址附近发展起来的第一个重要城市，就是市境东部的临淄。而城市的出现，正是奴隶制社会成长壮大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奴隶社会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之间的夏朝，其活动中心局限在中原一带。公元前1600年至前1046年之间的商朝，势力却兴起于东方，商朝的统治范围，与夏朝相比又有了很大的扩展。传到商纣王的时候，商朝又被周族消灭。周族发迹于渭水流域，在建立周朝之前，已和商朝进行了多年的争斗。周武王夺取了讨伐商纣王的胜利，但是并没有完全征服东方的商族势力。直到周成王即位之后，代行执政的周公旦进行第二次东征，才消灭了商人的残余势力及本族的叛乱分子，进而征服了今山东西部的奄、北境的薄姑（又作蒲姑、亳姑），从而把周朝的势力范围自中原腹地推向山东半岛。

正是在这里，周王朝遇到了山东半岛上最大的土著部落“莱夷”强有力的抵抗。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并继续完成对外扩张的大业，周王把一些贵族和打江山的功臣分封到各地，先后建立了70多个封国，称做诸侯。功勋卓著的姜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就在现在的淄博市临淄区境内。分封的目的，主要是控制莱夷，镇守东方以保卫王室。姜太公由此成为齐国的第一位国君。他意气风发，着手开拓安齐兴齐的事业，以尊贤尚功、强国富民为立国之本，以开放务实、因俗顺民、政教平易作手段，创造出一条经世济民之道，树立起泱泱大国之风。

齐国建立之后，一直面临着东方敌对势力的威胁。齐国第五任国君哀公不辰因为其东邻纪侯的陷害，被周朝烹杀。纪只是一个位于今山东省寿光县境内的小国，它胆敢与齐国为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背后有莱夷的挑唆和支持。齐国第六任国君胡公静为此不得不向后退却，迁都到了今临淄城西北方博兴县境内的蒲姑旧城。到第七任国君献公山的时候，又把国都迁回营丘，并因城濒临淄水，改名为临淄。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9世纪50年代，距今已逾2800年之久。临淄这一地名从那时开始，一直沿用到今天。其中作为两周齐国的首都长达630余年。这一期间，第14任国君襄公诸儿曾出兵讨伐纪，使齐国的领土向东推进。此后第16任国君桓公小白起用一度沦为阶下囚的大政治家管仲实行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之首。数百年后，齐国的贵族田氏取代了姜齐的统治地位，聪明的田氏国君们仍以齐作国名，以姜太公的思想为国本，从而延续了姜齐的繁荣富强。尤其从田齐威王、宣王时期直到齐湣王执政的前期，齐国雄居东方，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临淄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当时的纵横家苏秦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齐国国君选中临淄作为自己的都城，是因为临淄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临淄的南面，是鲁中丘陵的北部边沿，牛山、稷山、黄山和大虎山，在这里构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西部有从黄山发源的时水（今乌河），四季长流，汇入济水。东边是源自鲁中山地的滔滔淄水，汇拢了百余里山间溪水，近郊又有天齐渊水补进，即使天旱时也水量充盈，构成了临淄城三面临水、一方负山的地理坐标，城池四周土地平阔，沃野千里，进可攻退可守，为后来发展成为一座海内名都奠定了基础。

齐故城包括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在大城的西南方，它的东北部伸进大城的西南隅，两城衔接。大城南北长近9华里，东西7华里余；小城东西近3华里，南北4华里余。两城的总面积15.5平方公里，正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专家以为大城是民众生息的地方，小城则是统治阶级的宫室所在地。

齐故城四周不很规整，有的成直线，有的沿河岸蜿蜒曲折，城墙全部夯筑而成。大小城总周长21433米，小城周长约7275米。城墙拐角共有24处，其中有4处保存得比较完整。拐角有四种形制：一是内外角作弧型拐弯；二是内角呈弧型、外角成方型拐弯；三是内外角都作方型拐弯；四是内角呈方型、外角呈弧型拐弯。根据民国9年《临淄县志》记载，齐故城设有雍门、申门、杨门、稷门、鹿门、章华门、东闾门、广门等。经考古探出城门11座，其中小城城门5座，包括南门2座，东门、西门、北门各1座；大城城门6座，包括东门、西门各1座，南门、北门各2座。11座城门中，有10座仍然保存着门道的遗迹，而大城东门的门道如今已成断沟。小城东门在东墙偏北，北距东北角约600米，门道宽14米，长40米，门道外口两侧的城墙向前凸出；小城南墙东门东距小城东南角330米，门道宽8.2米，长42米；南墙西门距小城西南角460米，门道宽13.7米，长25米；小城西门在西墙南部，门道宽约20.5米，长33米；小城北门在北墙偏西处，东距东北角770米，门道宽10米，长86米，门道外口的两侧城墙向前凸出，里口两侧有夯土基址与城墙连接，当是城门的附属建筑。门道两壁1米上下有石块。小城各门道的堆积，浅者一般在70~80厘米，深者在1米上下即见路土。

大城西门在西墙南部，南距大城西南角783米，门道宽11米余，长约25米。北墙西门在北墙一段偏东处，西距西北角579米，门道宽13米多，长约23米。北墙东门在北墙中部偏东，东距东北角899米，门道宽17米，长34米。南墙东门东距东南角1020米左右，门道宽11米多，长19米。南墙西门距西南角890米，门道宽13米，长23米。大城尚留有门道痕迹的5座城门，只有南墙西门门道的里外口比较整齐，呈方角。其余4门，或里口，或里、外口均向两侧扩大。大城北墙东门的形制特殊，门道两侧城墙不对称，西侧城墙靠北，东侧城墙靠南，为了使之有对称的门壁，西侧城墙有向南加筑一段。除了小城北门以外，其余9门门道的路土都与生土相接，可以断定是在建城时同时建筑的。

故城在不临河的城墙外围都挖有护城河。大城的北壕，东通淄河，西接系水；南城壕东面与淄河相通，西面与小城东墙南部的城壕相连接。城壕宽度25至30米，中部深3米以上。小城南墙与西墙的城壕比较狭窄，宽13米左右，距离墙外皮约10米。小城的西城壕，自西南角向北800米处与古系水相接，这里有泉水涌出，是系水的源头。小城的东墙和北墙在大城以内的部分也有护城河，且比小城南、西的城壕宽出近一倍，达25米。后人从小城与大城相接处特别加强防卫措施的遗迹，可以揣摩出当年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何等的尖锐激烈。

临淄故城的交通干道和排水系统，达到了很高的设计水平。

城内有10条干道，其中大城7条，小城3条。小城南面东门大道，由城门向北保存1200米，路宽8米。这一道路是小城东南部的交通干道，从方向判断应与小城东门相通。小城西门的大道，由西门向东约650米，东端与北门大道衔接，宽17米。小城北门大道，由北门向南尚存1430米，路宽6至8米。

大城东边南北大道，自南墙东门通向大城的东北方向，在河崖头村西南角与东门里的东西大道相接，全长3300米，路宽20米，北部深2米左右，南部深3米左右。大城中部连接南墙西门和北墙东门的南北干道，全长4400米，中间有2处拐弯。大城北部东西干道，从东门西行略偏西北直到西墙，长约3600米，路宽15米左右。大城中部东西干道，东起崔家庄东面城墙附近的断沟，西行穿过崔家庄，经阚家寨、傅家庙庄南，在傅家庙村西南稍偏西北方向至南北河沟中断，长2500米，路宽17米左右，深2米上下。由西门向东约1000米长的大城西门大道，在一处冶铁遗址的西缘中断，路宽10余米至20米。此外，在离南墙200至300米左右有一条与大城南墙大体平衡的大路，长1900米；西墙附近是一条与城墙平行的南北向道路，南通小城北门，宽4至6米。上述10条道路，除后两条和小城北门干道可能是晚期的道路外，其余的路土都在生土之上，绝大多数都和城门相通，应是齐故城内早期的主要交通干道。

齐故城城墙上的排水道口已经探明4处，大城和小城的西墙各有一处。小城的排水系统在西北部，起于“桓公台”的东南方向，经过“桓公台”东部和北部通向小城西墙的排水口，流入泥河，全长700米，现在地面上仍有明显的遗迹。大城西部有一排水系统，由一条南北河道及东西河道组成。南北河道在小城东北角与小城东墙、北墙的城壕相接，向北直通大城北城西部的排水口，流入北墙，长2800米，宽30米左右，深度在3米以上。因为在这一部位只设一个排水道口不能有效地排掉暴雨后的大量积水，故从河道北部又分出20米宽的一条支流。另外大城东部有一段河沟，从东墙一段流入淄河。齐故城的建造者将天然的河流、护城河与城内河道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排水网络，齐国统治者对都城排水的重视程度与齐国工匠的缜密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齐故城内地势起伏，有着丰富的文化堆积。其中小城文化堆积以中部、南墙的西门以东和“桓公台”周围较深，一般在2至3米，中部少数地方有1.5米，桓公台边沿处深度近4米。小城东北部和西南部文化堆积浅薄，大都在1米左右。大城地层复杂，南北河道和小城东墙以东文化堆积厚度在2至3米之间；河崖头村西南和阚家寨村东北一带的韩信岭高地，文化堆积竟厚达3至4米，往往有4至5层堆积，是齐故城文化堆积最厚最复杂的地方。根据考察断定，大城西部河道以东地区曾经是人口密集并长期居住的域区。而河道以西地带因地势低洼，除了少量居住点以外，是大片的空闲地。

齐故城内还发现多处作坊遗址。其中大城西部今石佛堂村的一处和今傅家庙西南的一处，面积各4万平方米；小城西门东北部的一处，面积1.5万平方米；今阚家村、崔家庄以及河崖头村附近都有分布，以崔家庄东北、西北最为集中，面积3万余平方米；今韶院村以西、刘家寨村以南的一处最大，面积约40万平方米。炼铜遗址，一片在小徐村、西关石羊口北，面积1.5万平方米。另一片在大城阚家村一带。还有制骨遗址4处，铸钱遗址2处。

宫室建筑的古台基遗址，在齐故城内外也有多处发现。位于小城西北部的桓公台周围，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遗址。小城外西南方1公里的遄台，据说是齐威王与大将军田忌赛马的地方。东门外的雪宫台，是无盐女钟离春进谏齐宣王和齐宣王会见孟子的地方。故城西北10公里处的梧台，相传是齐国议事的地方，当年曾招待过楚国的使臣。淄河以东的酅台，地处古纪国的酅邑，呈圆形，直径15米，高12米，相传是战国时看管粮食的台子，因此又称“望粮台”。

战国时期东方最著名的文化、学术中心稷下学宫，也在齐故城稷门外。齐国依山傍海，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被封到齐国后，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实行多种经营，逐渐形成了开放思想，产生了与鲁文化相对立的齐文化，经过贤相管仲、晏婴等人的发扬光大，到田齐宣王时达到鼎盛时期。稷下学宫是淄博古代最辉煌的文化成就，创办于田齐威王的父亲田齐桓公时期，经历六代国君159年，结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稷下学宫汇集百家学派，鼓励著书立说、讲学鸣辩，探求富国强兵、安邦治国之道，兴盛于齐威王、齐宣王时代。在初创时，田齐国君就给予稷下学士们以大夫的尊位，齐宣王时待遇最为优惠，先后有各派学者76人被封为上大夫，其中孟柯、淳于髡等人被加封为“上卿”、“博士”，荀况曾经三次担任“祭酒”，即稷下学宫负责人。稷下学宫倡导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各学派都可以登台讲学，发表独到的见解。各派学者著述立说，著作甚丰，《管子》、《晏子春秋》等都出自稷下学者之手。稷下学宫除了具有国立大学的特征外，还是齐国的参议院、智囊团。开放型的齐文化与保守型的鲁文化，在稷下学宫有过激烈的学术交锋，从而得到了交流，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稷下学宫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齐故城内还有晏婴冢、东周殉马坑、孔子闻韶处等遗迹。其中被誉为“千古奇观”的殉马坑，是规模宏大的齐景公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位于墓的东、西、北三面，分两行排列，马骨全部侧卧，呈现昂首奔驰的姿态。全部殉马在600匹以上，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堪称举世无双。孔子闻韶处位于大城东南部的韶院村，相传是春秋时期孔子听齐国韶乐的地方。韶乐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乐舞，孔子听罢赞美备至，以为“尽善尽美”，过了很长时间还难以忘怀，《论语·述而》因此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晏婴冢在齐故城大城西部，小城西门外。他是继管仲之后的又一位姜齐贤相，辅佐过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国君。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足智多谋，机敏善辩，廉洁勤政，崇尚节俭，并且敢于犯颜直谏。世人熟知的“二桃杀三士”和“晏子使楚”故事，集中反映了他高超的智慧。他生前为齐国的政务鞠躬尽瘁，去世后就长眠在自己的故宅旁。后人根据他的言行整理而成的《晏子春秋》，成为齐文化的重要载体；他的墓地也成为千秋万代瞻仰的名胜。

文化遗迹蕴涵丰富的齐故城，历经20多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它的遗址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于地下，成为后人借鉴古人、继承发扬古人成果的思想文化宝库。两千年后的人们来到这里，翻开一页页尘封的历史，缅怀先人开创的灿烂古代文明，感受他们的丰功伟绩，承任于国、造福于民的历史责任感将会由衷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