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我们在何处安放乡愁？

在北京生活了7年的汤蓉在博客中写道：“必须记下一笔了。”让她觉得必须记下一笔的，是一年一度的抢票大战。

今年，抢票大战依旧。动用各种“传说中”的抢票软件，动员各路亲朋好友，并同时开动电脑、座机、手机……却仍然毫无战果。“如果仍抢不到卧铺，我们还得回家不是？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回家见爹娘的脚步。”汤蓉说。

汤蓉的经历无疑是一个生动的“春运缩影”。每逢春节前后，数以亿计的乘客在旅途中来回奔波。今年，预计春运总客运量将达到36.2亿人次。春运，真的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魔咒”吗？在城镇化进程日益推进的今天，该在何处安放我们的乡愁？

铁路运力需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每年约有2.6亿人离开家庭走向城市。在农村，有超6000万的留守儿童、逾5000万的留守妇女，以及近5000万的留守老人。在这些数字背后，或许不难找到春运人流如此庞大的原因。

“春运期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与我国分裂化的家庭生活方式密切相连。”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表示，流动人口数量的剧增、春节期间阖家团聚的内在需求共同带来了春运人口数量的脉冲式增长。

庞大的春运给交通造成了巨大压力。铁路因票价相对便宜，往往成为旅客首选。随着铁路事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高速铁路网的修建，我国铁路的客运承载能力得以大幅提升。但在铁路专家、同济大学教授孙章看来，目前我国的铁路运力仍然短缺，这是造成春运拥堵的硬伤，“至2013年底，我国的铁路才刚突破10万公里，距离100年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10万英里的目标还差6万公里，而美国已经达到了22.5万公里。”

新型城镇化为春运减压

不少专家表示，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等是造成“春运难”的深层次原因。要化解这一难题，需要依靠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建设。

孙章告诉记者，与城市交通规划类似，铁路交通需求同样需要管理，并遵循“最小化”原则。最终目标是要通过规划，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逐渐形成城市“副中心”、卫星城，并在其中配套商业、教育、医疗、休闲设施，以此减少交通需求。“如果外来务工者及其家人能在居住、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享受公平待遇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他们就会愿意拖家带口进入城市生活，春运压力自然就减轻了。”

孙章同时表示，与新型城镇化相关的是城际铁路的修建。我国“5万人以上的县城之间的铁路非常少，远远跟不上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求”。

构建城市年俗文化认同

“如此庞大的人群离开城市回到乡村过年，说明城市缺少家的温情。至少在春节年俗方面，城市没有形成更高的认同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田兆元提出，构建都市的年俗文化认同可能比关心春运本身更为重要。

“如果像重视春运一样重视城市的年俗认同，不仅能节省社会成本，减少春运压力，民众的幸福感也会大幅提升。”田兆元说，都市年俗缺少具有较高认同感的城市文化传统。近年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外来人口的涌入，都市年俗显得更加碎片化。他认为，城市管理者和社区组织应参与到都市年俗认同的构建之中。“把法定节日当作放假，这是社会管理的一个很大误区，也造成了城市文化认同的社会管理缺位。其实，节日习俗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管理者应该对民俗活动加以引导。”

任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春节期间移动人口脉冲式增长的不利影响来看，鼓励流动人口增强在当地的归属感，减少流动家庭的分裂性，春运中产生的问题可能就不那么尖锐了。”

对于未来是否可能解决春运难题，破解春运“魔咒”，任远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他表示，城市化本身就以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动为特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春运人流总体上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口的迁移流动仍会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期。“我们需要避免的是，由于家庭分裂和缺乏归属感造成的短时间内人口大量迁移。对于近年来兴起的度假式春运客流，我们也应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