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对现代高考改革的启示

（5）招生政策方面。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当年报考人数405万，招生数达160人，录取率为40%，分别比1998年增加50万人，52万人和提高9.5%，入学率接近15%。到2010年，高校录取人数已达657万人，录取率超过68%，招生规模大大增加。2001年四川开始试行高考招生社会化报名，把高考报名与中学脱钩，高考成绩也直接通知考生而非学校，逐步改变了以升学率评价中学教学水平的传统方式，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同年，教育部出台新政策,允许25周岁以上公民参加高考，彻底放开了高考报名的年龄限制，同时取消了对考生婚否的限制，保证了公民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2001年，江苏的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3所国家重点高校率先实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工作，截至2010年,已有76所高等院校有了自主招生资格。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6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2007年，部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2008年开始实行平行志愿录取，减少了填报志愿风险，减少了高分落榜现象，减少了高校生源大幅波动现象，提高了录取透明度和考生满意度。2005年，江苏对高考招生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之一便是改变以往高考志愿设置的模式，实行平行志愿。即首次在普通类院校的各录取批次分别设置一个“平行院校志愿”加一个“征求平行院校志愿”。2009年教育部开始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南京大学等五高校试行自主选拔录取的“联考”，2011年参加“联考” 的高校扩大到20所。2009年部分省份开始试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考生不再参加高考，由学校自主命题和组织考试录取考生。2011年教育部还在部分高职院校中试行“注册入学”制度，逐步形成综合评价、多元考试、多样录取价的考试招生制度，有助于克服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弊端，促进中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体现考生与学校依法自主双向选择的平等权利。

二、我国高考历史演变的重要启示

全面回顾我国高考历史演变的历程，特别是1978年全面恢复高考以来变化，可以看到，我国的高考发展和改革之路留下了不断探索深化不断艰难前行的痕迹。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又将启动新一轮的高考制度改革，对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演变中为新高考制度改革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一)全面、理性地把握现代高考的性质和作用。

高考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选拔性考试，就表面现象或一般作用而言，高考不过是普通高等学校选拔新生的一种手段，然而，高考与升学、就业紧密联系，对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教育教学具有强大的“指挥棒”作用，同时，高考已经涉及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整个中国教育的兴衰成败，意义非常重大，尤其是教育牵扯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它不仅仅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中国教育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也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高考不仅是一个技术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事业，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惠民工程、民生事业。因此，我国的高考的社会本质不是单纯的大学招生考试，也从来都不单纯是教育内部的事情，而首先是社会问题，它关系到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前景，这也是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教育领域的高考都成为社会转型的“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高考发展到今天，受到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漏洞、瑕疵和值得深思、探讨、改进的地方，但是，在国家还没有正式出台社会广泛认同的新高考制度之前，客观上，它仍然是现实条件下评价人的知识、能力比较公平、公正的手段，如果从它的弊端出发，因噎废食地主张回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大学自主招生时代，甚至提出废除高考设想，这是对我国高考性质和作用认识简单化、肤浅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改革，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存在具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比如，全国统一考试招生有利于减少上千万学生奔赴各地学校考试的巨大成本，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公平，特别是对社会弱势家庭考生、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考生是一种最大程度的公平，同时有利于国家快速选拔人才，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高考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要与国情相适应。

高考作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小规模灵活招考，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高考的探索、实践、停滞、恢复、改革，都是与我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考的改革方案和进程也都必须在现实条件下稳妥而慎重地进行。当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仍将是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还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城乡、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还比较大，优质教育资源还比较匮乏、比较不平衡，社会诚信和监督体系尚未有效健全，人情、关系、权势等传统因素介入、干扰高考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人们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或保持社会地位的观念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各种相互共生、交织和碰撞的价值观、利益诉求、矛盾焦点都会在高考中呈现。从我国高考的历史演变看，任何高考制度或改革方案都烙上了时代的印痕，脱离基本国情和政治、社会现实来研究高考、改革高考制度都是不现实的，难以施行的。

从外延看，高考改革涉及到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就业，从国家民族到个人家庭利益，从内涵看，高考改革涉及指导思想、考试内容、科目设置、考试形式、考试次数、录取手段、选拔标准等方面，毫不讳言，我国的高考承载了太多关注、期待和背负。因此，改革高考制度一方面要充分反映出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规格要求的变化，全面考核学生的德智体，择优录取，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选拔各层次人才，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考生的公平对待和人们的现实需求，在刚性一致标准下，切实加强宏观调控和公开监督力度，通过背对背考试尽力排除人情、关系、金钱、权利等各种因素的困扰，满足人们对高等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办人们满意的教育，最大程度体现教育公平、机会公平。

（三）高考改革应更加注重公平和效率。

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为高校和社会科学、合理、有效地选拔人才，为学生提供相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我国的高考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得到了考生和社会广泛认同，也是千千万万考生关注高考认同高考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国的高考制度发展到今天仍然还具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存在着种种低效率和失公平的问题和弊端，突出的如：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比较统一、单一，制约和破坏了考试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不分高校类别和考生层次，都用一张试卷一把尺子“一次考试定终身”；测试考生知识与能力信度、效度不足，造成千军万马都挤“独木桥”；“偏才、怪才、专才”因高考总分不够而无缘上大学深造；高考指挥棒作用突出，学校的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成为学校的“两张皮”，学生减负成为空头支票；综合科考试不是考查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能力的“综合”而是“拼盘”；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会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成为素质教育和高考录取的鸡肋；高考加分政策不完善，高考移民、更改民族成分、奖项加分比较混乱……高考的效率和公平问题就成为社会合理质疑的“靶子”。

从高考改革的历史变化来看，高考作为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存在各种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扬长避短锐意改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继续把高考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作为改革的关键内容，以更宽广的眼界和更长远的目标，大胆先行先试，在考试内容、科目设置、考试形式、考试次数、录取手段、选拔标准等方面积极探索，逐步改变一把高考尺子一次测量一群人的状况，改用多把尺子多次评价一批人，真正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制度。

（四）高考改革应确实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

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标准来评价、甄别、选拔人才的问题。考试本来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而是检测教学与教育效果的手段之一，高考的制度设计不应是以“考”为本，而是应以“人”为本，所以，不应该习惯性地站在以“考”为本的立场上思考高考改革问题。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最基本分歧归根到底是培养“考生”还是培养“学生”。“考生”需要“做考题的能力”，注重“分数至上”、“认分不认人”，“学生”需要“科学文化素质”， 注重“既认分又认人”的更科学、更合理、更公平、更严格的“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因为非智力因素如情商（EQ）往往是学生未来立足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从高考的历史演变来看，只有确实贯彻机会均等、人尽其才、以人为本的精神，才能保证国家考试的公平性、科学性、权威性、导向性和规范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高考的社会功能，才能受到考生的欢迎和人们的拥护，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人为本更应当体现在高考制度的各个方面，比如，在命题方面，应严格按照《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突出考查学生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联系、应用知识的能力，不要违纲超纲，不要出怪题偏题；在考试方面，应摒弃一张试卷甄别、测量全体学生学业水平的状况，通过分类别考试、分层次培养，促进社会形成“行行出状元，人人能成才”的机制和观念；在招生录取方面，应实行多元录取、择优录取，对确有专长特长的学生应有公正完善的考核录取机制，招生名额分配方面应实行科学合理的分配办法，克服学生区域限制，做到阅卷、招生、录取和政策等过程与信息的完全公开透明，接受社会、舆论和学生监督；在考试形式和考务方面，除了现有的分省命题、个别省市的“两次考试，两次招生”等政策措施外，应积极探索新的考试形式，如把英语听力考试安排在平时进行，把高考的时间固定在6月初的双休日，把英语科的权重适当降低，并依据专业要求对英语成绩提出要求……真正从宏观上和细节上都做到以人为本，为选拔各类人才服务。

参考文献：

[1]刘君玲.1978年以来我国高考政策的研究—价值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c].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集，2004年.

[2]王红兵.试论我国高考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兼论高考历史试题的变化[c].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集，2003年.

[3]张耀萍.高考形式与内容改革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c].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杨学为.高考改革与国情[J].求是，1999（5）.

[5]黄全愈. 教育以“考”为本还是以人为本[J].湖北招生考试[J]，2005（2）.

[6]李禹阶.汪荣.我国高考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趋向窥探[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