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范蠡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人（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后人尊称“商圣”，乃中国儒商之鼻祖。引生活在约（前536-前448年）引，越国著名谋臣，与文种一起俱为勾践股肱大臣，最终灭亡吴国。因为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毅然弃越奔齐，三聚三散，富甲天下。他年轻时，曾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治军方策。

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范蠡携文种远赴吴越，因在吴国难展才华慨然离吴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范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汶上县军屯乡南陶村一带。）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从商经历

一身布衣，范蠡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4]

灭吴后，范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范蠡及其妻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范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范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范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