梆鼓秧歌

“梆鼓秧歌”是以港沟为中心，覆盖历城全境，较为普遍的一种集唱、舞、说为一体的民间舞蹈艺术形式，其来源是：清乾隆年间(1736年至1795年)在有兰峪村一张姓人家(张氏家祖名文彬后代)兄弟四人都已成亲，膝下各有一漂亮的女儿，全家十二口人和睦相处，以卖豆腐为生。兄弟四人，因受祖辈影响，不仅做豆腐手艺超群，而且喜欢读书，特别对民间艺术更是倍加喜欢，称之活跃分子。他们聪明伶利、性格直爽、为人厚道，待人宽容、买卖公平，从不少称短两，被人们誉为有求必应“都福”人家。

妻子在家做豆腐，丈夫挑担串乡行卖，女儿们受其封建礼教之束一年到头不准出门，在家守候着母亲忙些家务。有一年春节，村里的男女老少，欢天喜地打起锣鼓耍龙灯、踩高跷、热热闹闹过大年。可怜的四个女儿被固封在家中，甚感孤独，只好扒着墙头翘望。从而激起对父母管教的不满，四姐妹商量好对策后，各自回到房中不吃不喝蒙头大哭，母亲劝说再三，仍哭声不止，见父归来更哭声大作像中邪似的寻死觅活，请来医生为其诊断，头不烧，脉正常。见医生要为其扎针，急忙高喊俺没病，俺也要出去与老少爷们同乐。喜欢民间文艺并有造诣的兄弟四人，了解到女儿们的苦衷后，凑在一起作了一番商议。次日，父亲买回鼓分给四个女儿，自己拿起卖豆腐的梆子，叫妻子也拿起作豆腐的包布，一家人边敲边舞地取乐，街坊邻居也闻声赶来一起共舞。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舞因亲戚缘故传承到本村西街何氏家祖(何玉海的祖父何国强)。表演人数也由少到多，从一个家庭发展到全村。其场图、动作也随之发展变化不断丰富，成为逢年过节一种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梆鼓秧歌”受山村民俗的影响，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突出豆腐的鲜明特色。豆腐在当地群众的生活中不仅是物美价廉的大众菜，还借以谐音豆腐——“都福”，认同是吉祥的象征。因此，在亲朋交往及民俗活动中，借豆腐来为人们祝福。如：搬新居后为亲朋好友“温锅”送豆腐;春节来临当地家家做豆腐，并将豆腐做为宴席的一道名菜，像：“芙蓉豆腐”、“四喜豆腐”、“金玉满堂”等。特别当春节来临之际“梆鼓秧歌”便装扮起来，前面是彩旗、锣鼓开道，紧接有二人抬着用秸杆扎制的五谷丰收粮囤，上贴大红“福”字，后面便是“梆鼓秧歌”队边舞边行，走街串乡，到达场地后进行表演，为乡亲们送福，因此深受群众喜爱，使该舞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到了1930年以后，由于连年战争，兵荒马乱，再加上所处山区连续遭旱，年景欠收，人们缺吃少穿，生活艰难，再无心办玩，“梆鼓秧歌”随之失传。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党的富民政策使山乡巨变，当地群众在港沟文化站何希清的组织下，走访了有兰峪村(俗称牛栏峪)曾知晓此舞的何玉海老人，根据他的口述，对失传近70年的“梆鼓秧歌”进行挖掘整理，经在郭家庄排演，已初具规模。到了1999年镇文化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又聘请原山东省舞蹈协会副主席、市舞蹈协会主席孙丽和舞蹈工作者祁本隆、杨建军同志，对该舞进行了深入调研，做了系统地挖掘、整理，而后组织港沟中学的学生排演了此舞，复原后的“梆鼓秧歌”以它新的面貌又恢复、活跃在人民群众之中。

重新复原的“梆鼓秧歌”，既保留了古老的民俗风貌，充满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又融合了时代的节奏韵律，也适应了现代人群的审美习惯。1999年重获新生的“梆鼓秧歌”在“99国庆山东省民俗文化博览会”上，首次为山东人民表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00年11月“梆鼓秧歌”又在杭州举办的首届全国广场民间歌舞大赛中一举夺得“桂花金奖”。并且应邀进京演出。

2004年春节，港沟镇中心小学张蕴青校长慧眼独具，以“快乐健身”为理念，利用学校课间活动将“梆鼓秧歌”引入校园。经历下区文化局舞蹈老师杨建军指导排练，已经形成了全校学生快乐健身的课间活动形式之一，并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同年11月10日的《济南日报》、《济南时报》头版报道，之后又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采用，分别以“梆鼓秧歌”舞课间等标题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2006年8月，党委、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民间艺术，拨专项经费在“梆鼓秧歌”发源地有兰峪村，组织挖掘整理了成人舞“梆鼓秧歌”，该舞通过对外宣传展示，不仅普及了保护意识而且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梆鼓秧歌”的传承后继有人。

二、“梆鼓秧歌”扮相与角色

“梆鼓秧歌”中的角色有三种：1、男(梆)左手执“梆子”，(卖豆腐用的)梆把上有一条长绸，绸的尾部缀一朵红绸花球，表演时搭在双肩上，尾部红绸花缀与右胸前。右手执梆槌，按情节要求击打，有时右手抓起红绸尾部向右平伸似扁担。2、女(包)手持长方形浅黄纱巾(似做豆腐用的包布)，在纱巾一侧折一直筒，内装胶管能直能弯，根据舞蹈的需要，有时弯成一圆筒单手舞动，有时将胶管伸直双手舞动。3、小妞(鼓)手持花鼓，鼓身边两环之间，扎一绸巾，表演时左手伸入其中五指扣住鼓梆，右手执鼓槌。根据演出场地的大小，三种角色按倍数增加。最少12人表演(每种角色4人)，也可组织24人、36人、48人均可。三种角色步法基本相同，有“十字步”、“碎步”、“蹲起步”、“晃手蹲步”、“前后步”、“后踢步”、“跪步”等十多种。三种角色由于所持道具的不同，其上身、双臂、手的动作各具特色，体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像梆的动作其体态塑造了一个健美欢悦的男子形象，走起来上下微颤，双臂随步扇动形似挑担，步履稳健潇洒，右手打梆时坚实有力，再向右翻腕晃动与“前后步”配合，形成一种特有动律。包的动作、起落分明，双脚交替迈步，双手随身体的下弯、立起，在头上方悠甩，幅度较大，形成了梆鼓秧歌热烈的气氛。鼓的动作，随歌击鼓，前俯后仰，时而将鼓上举时而左右击打，时而踢腿掏击，舞姿矫健，与梆、包组合一起表演，同梆的“梆、梆”击打声配合，显得格外热烈红火。

其场图变化也体现出做豆腐的生活情境，像开场组成的“豆腐架”场图套路，接下来的“小推磨”、“大推磨”、“串磨坊”、“走街串巷”等队形变化，都与舞蹈内容紧密结合，多讲究对称，阵势变幻巧妙，朴素美观，场图转弯处多用曲线。跑场图时鱼贯而行，生活气息浓郁，展现出一幅幅紧张、愉快劳动生活的景象。

“梆鼓秧歌”的伴奏，原来只有打击乐，经历城区文联剧协主席封玉斗和省作曲家张广俊结合该舞蹈的情节配以适合舞蹈内容的民间音乐及唱词，使朴实矫健的动作与优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乐曲结合，更加丰富了舞蹈表演的色彩，进一步烘托了“梆鼓秧歌”活泼、欢乐、热烈的情绪和气氛。

三、“梆鼓秧歌”的特征及价值

“梆鼓秧歌”的特征。

一、舞蹈性，其场图变化体现出不同人物的性格，塑造了健美欢悦的形象，步履稳健潇洒，随歌击鼓、舞姿矫健，热烈红火。

二、生产性强，整个场图变化大都体现做豆腐的生产过程。

三、喜庆性浓，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突出豆腐的鲜明特色。并借豆腐——“都福”，认同吉祥的象征。因此，在亲朋交往中和民俗活动中借豆腐来为人民祝福，特别是在新春佳节“梆鼓秧歌”便成为乡亲们送福、庆丰年的独特表演形式。

四、综合性“梆鼓秧歌”每场演出均有综合性特征，在演出中“梆鼓秧歌”——民歌——杂耍——狮舞——彩船——抬芯子——高跷等。

五、自娱性，逢年过节演出活动在村与村之间进行联欢活动。户与户之间也以此舞自娱自乐。

六、鼓动性，观众欣赏“梆鼓秧歌”无不为其激动，民间音乐及唱词，使朴实矫健的动作，烘托了活泼欢快、热烈的情绪和气氛。

七、动作性，“梆鼓秧歌”的动作来自于生产生活，重新复原后的“梆鼓秧歌”保持了原有的娱乐性，悠然性等，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特点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梆鼓秧歌”的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梆鼓秧歌”形成于乾隆年间，从简单的家庭成员封闭的自娱自乐发展到一村乃至几个村庄共舞共歌，直到蔓延历城全境，成为这一地区人们节日期间争相表演的民间艺术形式，而历经二百七十余年至今不衰，这主要源于“梆鼓秧歌”表述了处于黄河与泰山之交一带劳动人民对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的追求和向往，这是其一。其二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这一地区属于春秋战国时代齐鲁腹地，封建的礼教束缚了劳动人民的手脚，尤其是为女，被封闭在针线及灶台中，不能与外界交流。而“梆鼓秧歌”则收纳了妇女参与表演，这是“梆鼓秧歌”有别于其它民间表演无妇女参与的重要区别;其三，从“梆鼓秧歌”的表演、服饰、内容看，它完全摒弃传统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神仙鬼怪的表演内容正面展示人们劳作，祈盼、向往的心里。于鼓、舞、歌中挥洒对生活的热爱，体现了古今劳动人民崇尚自然美好，平等博爱，自给自足的小农情节，是研究千百年来农民社会实践，心理价值取向的直观教材。

二、现实价值。“梆鼓秧歌”不同于其它民间表演艺术形式，无虚幻的情节及内容，尽管历史久远，但无糟粕。它在表演中始终突出鲜明的祝福特色，摧人奋进向上极易被民间接受。极为迎合当代人的求富向上的心理。然而也能从一个侧面展示社会的变迁，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几乎导致其失传的地步。20世纪90年代初，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山乡巨变，这一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又枯木逢春，得以发扬，多次参加区(市)大型庆典，赋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致富奔小康崭新内涵的“梆鼓秧歌”走街串巷，得到了群众的喜爱。目前，“梆鼓秧歌”又进入校园，成为部分学校快乐健身课间表演项目。事实证明，“梆鼓秧歌”汇集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并在二百年的演变和更新中，有了更丰富的艺术内容和更直接的现实实用价值，是不可多得的民间艺术精典。

三、美学研究价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形成了各个地区不同生活方式及审美取向。“梆鼓秧歌”产生于滋润着儒家文化悠久的名城济南，也就直接反映了济南地区传统的舞、歌、鼓等艺术表演方式。同时，也是久远的龙山文化、黄河文化、儒家文化的演变和物化。它不仅直接反映了当地人民的情感喧泻和摆脱封建礼教的呐喊，也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同时，“梆鼓秧歌”不同于粗犷豪放的鼓子秧歌原始单一的表现形式，而是将梆、鼓、舞、唱融为一体，并且将劳动过程贯穿其中，形成了梆中有情、鼓中有舞、舞中有歌的宏伟场面。在表演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谐为一体，自然和谐，将舞蹈美学、音乐美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充分体现，是研究这一地区乃至黄河流域传统心理结构，精神趋向和美学思想的宝贵文化遗产。

四、“梆鼓秧歌”濒危现状及保护

“梆鼓秧歌”是幸运的，因为它赶上了改革开放、百废具兴的新时代。正所谓：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因为有了繁荣昌盛的社会生活，有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大政方针，才有了抢救民俗、民间文化的大政方针，才有了抢救民俗、民间文化遗产的意识和行动;因为有了象祁本隆、孙丽、何希清、封玉斗、杨建军这样一些热心于拯救民俗文化遗产的艺术家，群众艺术工作者，才使得失灭七十余年的“梆鼓秧歌”成为无数个自生自灭的民俗民间舞蹈中的幸运者，获得新生的“梆鼓秧歌”在党和政府关怀下，在其传承发展弘扬过程中，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因历城港沟的经济欠发达，受经费制约，在发掘研究传承、创新、开展活动诸方面均面临着困难。加之民间老艺人年龄老化，许多老艺人相继谢世，抢救、挖掘“梆鼓秧歌”迫在眉睫。然而，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人们的参与性兼多元化发展，“梆鼓秧歌”在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抢救“梆鼓秧歌”，最可贵的是责任心和使命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历来是我党的文艺方针。民间文艺，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民间文化，传承民间艺术是当代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为此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和相关部门，依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原则，研究落实“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机制，确保“梆鼓秧歌”为代表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永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