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音戏

五音戏，又名“秧歌腔”“五人班”或称肘鼓子、周姑子。

五音戏在历城的起源到衍变至今，大体上经历了“秧歌”和“姑娘腔”;“肘鼓子”或“周姑子”;五音戏三个阶段。

“秧歌”-流行于我国北方各省，泛指农民在田间所唱的一切劳动歌曲，包括山歌和民歌。一般在农闲与节日时进行演出，原为自娱自乐的性质。演出时，演员肘悬小鼓，击奏为节，边唱边舞，所以也称它为“肘骨子”。其前身或称做“花鼓秧歌”。

“山东姑娘腔”是山东早期地方戏曲剧种之一，它在中国戏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姑娘腔”的优秀曲调曾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其一显著特点是极与别的艺术形式，尤其是通俗艺术形式吸收、同化或结合。“花鼓秧歌”在清乾隆年间在济南历城地区广泛流行。“姑娘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加之，历城境内的庙会、山会、集市、码头以及农闲和节日间的同台演出。为“秧歌”和“姑娘腔”的相互借鉴，结合提供了基础条件。花鼓秧歌”既是一种艺术形式，同时也是其它艺术的载体，它与“姑娘腔”的结合，或是吸收了部分“姑娘腔”曲调成分，不仅仅是对自已的充实和丰实，而且对于“姑娘腔”来说，同样也是借助了“花鼓秧歌”的艺术形式，丰富自己艺术的内函，扩大、推动了自己的传播和流行。逐渐顺理成章的衍变为“秧歌腔”即戏曲剧种五音戏早期阶段。

在历城境内的彩石镇有座玉皇山，山顶有一古戏台，台面宽近20米，深16米，虽遭数百年的风化，但其当时红火场面尚能依稀可见。据老人说，在这古戏台上每逢祭祀、逢年过节等喜庆日子都演戏，最受欢迎的秧歌腔。在该山上还有一座姑子庵，庵内，有位周姓尼姑，她在外化缘时学会不少秧歌腔，经常性不自禁的哼唱，夜深人静时周姓尼姑也曾到舞台上表演。因而以唱小曲触犯佛门清规为名被逐出庙门，在串乡乞讨中，她便演唱自编的秧歌腔作为谋生手段。新颖的曲调、加之婉转的歌喉深受广大百姓的欢迎，很快便家喻户晓，流传开来，久而久之，“周姑子”取代“秧歌腔”而得名。因此，出生在华山镇坝子村的五音泰斗--邓洪山先生称“周姑子”是五音戏的“二祖宗”。这也证明了“秧歌腔”到“肘鼓子”之间的关系。从“秧歌腔”到“肘鼓子”不仅是名字的变化，而是意味着新的戏曲形式从孕育到形成的结果。

“肘鼓子”戏自形成到清末民初百余年间，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进入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肘鼓子”在历城境内，进入相对快速发展时期。

首先剧目丰实了，已不仅局限于以往表现夫妻生活，邻里关系的家长里短一类的剧目，为了适应观众的不同爱好和要求，开始向多种领域的题材拓展。反映了这个剧种逐步走向成熟。

演出阵容整齐。这时期已不满于一、二人“唱门子”，三、五人“唱地摊”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七、八人、甚至十几人的组班演出活动。演出班子人数的扩大，不仅是个形式问题，充分反映了为适应表现大场面，多个人物同时上场的新剧目的需要。

演出水准的提高，作为一个高水平的戏班，没有名脚不行，仅有名脚也不行，红花须得绿叶配，戏曲讲究的是一棵菜，如民国六年，邓洪山与李德兴，在济南的南岗子，演“双包头戏”(即两个旦脚配合演出的剧目)《王定保借当》、《李香莲卖画》等，演出效果相得益彰，倍受欢迎。不仅提高了演出水平，也扩大了剧种的社会知名度。

演出范围扩大，这时，昔日从庄稼地里走出来了民间小戏，已不满足于串乡、跑码头、赶山会的演出，开始走进大老城市展现自身。

这期间的“肘鼓子”戏，除经常在历城、济南、章丘、周村、张店、博山一带活动，还东到潍坊，南到临朐、沂源，北到惠民、博山等地演出。

具体还表现在:

(1)在历城区华山镇坝子村出现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五音戏戏剧世家，和五音泰斗-邓洪山。出生于1903年的邓洪山，其祖父邓光文，父亲邓九星，儿子邓吉利四代从艺。邓洪山自幼跟父母学戏，七岁登台，八岁与父亲合演的《挡马》。

邓洪山学戏刻苦，善于观察生活，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独特的表演方式，其唱腔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声情并茂，深受群众喜爱。他17岁那年在济南黄台板桥演出，被广大戏迷送艺名“鲜樱桃”。自此，“鲜樱桃”的艺名响遍历城，响遍济南，传到全国。五音戏发展到至今，邓氏家族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五音戏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25年，山东督办张宗昌为母祝寿，在珍珠泉举办堂会戏，邀请邓洪山与京剧名流余叔岩、梅兰芳同台演出，邓演出了《王小赶脚》。这是过去不敢想象的事，由不登大雅之堂到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1933年底至1934年初，邓洪山率班进京演出长达半年之久。归途中，又在天津做短期演出。在京期间他与梅兰芳多次相聚，亲切交谈，切磋艺术，结下深厚友谊。梅还赠戏衣、宝剑和银元100块。期间著名戏曲理论家齐如山还请邓洪俊给制五音戏脸谱十余张。

京城唱响后，引不更多的社会关注。原齐鲁大学教授马彦祥先生为扶持这一小戏，主动介绍他们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1934年秋，邓洪山便带领操鼓手马兰亭、打锣手李云祥和两个侄子邓吉庆(艺名小云童)、邓吉祥(小樱桃)乘火车赶赴上海，灌制了《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安安送米》、《松林会》、《站花墙》、《祝英台》、《尼姑思凡》等七个戏、六张唱片。百代公司盛赞鲜樱桃的唱、做既有民间情趣又不失高雅，及五人演出满台有戏和剧中的妙曲唱词，并赠送书有“五音泰斗”的金字横匾一块。由此，这一名不见经传的小戏传遍全国。

(2)“肘鼓子”班社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三四十年代，济南历城境内“肘鼓子”班社由数十家，历城境内比较有影响的班社如：樱兰社、樱发社、邓明社、五音剧社等。还有“义合班“庆合班”：三合班““五合班”“高庆班”于此同时，民间业余团体在历城境内也蓬勃发展，据调查，历城境内的坝子村北全福、窖头村、张马屯村，冷水沟、滩头村、港沟、董家、遥墙、唐王、大辛庄村、沙河村等十余个长年活动的业余班社。

(3)华山境内的“肘骨子”科班。为使“肘骨子”这一剧种得以传承，据传在十九世纪末，华山境内就有兴办科班的先例。二十世纪初更有几家科班，例如华山一位姓何的财主办肘骨子科班，自己做馆主，收了二十几个孩子，窖头村也曾办过科班，其他地方也有科班。邓洪山先生的父亲邓九星曾任老师教学、教戏。科班为“五音戏”在历城全境内的发展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主要价值

历史文化价值：

五音戏从发源到发展，并从最初的原始状态衍变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剧种，虽然仅有200余年历史，但它北依黄河沿岸(五音戏发源地坝子村)，自诞生之日就受到古老黄河文化的滋养，从五音戏的演出戏码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黄河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五音戏的源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黄河文化为源头的，自明清始至今的文化历史脉络。

研究价值：

(1)邓氏家族源起并发展成为独特地方剧种的五音戏，最终登上大雅之堂，并有“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等名剧为国人共赏，其成因在中国戏剧史上实属罕见。五音戏从民家自娱自乐秧歌起，其间历经200余年，这种由民间自发性形成的艺术表演形式。最后衍变成为受大众欢迎的戏剧剧种，是中国民俗文化到舞台表演艺术的直观反映。

戏剧美学价值：

邓氏家族虽然是五音戏剧世家，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其农民的身份始终未变。仍然是麦季，秋季艺人回家忙治自己的庄稼，农闲季节组班走村串乡，赶会闯码头演出。因此，他们表演一般是从父母兄长或师傅的传授中直接学来的，或是对人在生活中的各种动作，仔细观察，潜心琢磨，反复习练而成。这样他们的表演相对于正规科班出身的演员，则略显于有些拙气土气。但是五音戏面向基层。面向老百姓其剧目生活气息强烈。地方特色浓郁，内容又是多为表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为主要题材，运用民间产生出来的语言、谚语、比喻等，通俗易懂。及易引起人的共鸣，因此，略显于有些拙气、土气的表演，揉和到上面所讲的观众层面。剧目、内容以及语言中，恰是多位一体，怡然融和，正应了拙即雅，大拙即大雅从而真正抵达戏曲艺术创造的极致———美。

三、濒危状况

(一)新中国建成立以来，在党和政府关怀下，五音戏在其传承，发展，弘扬过程中，取得较大成绩。但因随邓洪山先生东移，加入淄博五音剧团，在五音戏的发源地—历城区华山镇一带，五音戏的影响及其该剧种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印象也目益淡化。尤其是五音戏民间老艺人年今老化，许多老艺人相继谢世，景响力更加萎缩。追根寻源。我们更加感到。抢救挖掘五音戏迫在眉睫。

(二)随着社会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旧村改造和环境整治，当年五音戏演员展示的舞台和场所大多已荡然无存。仅存的几处也岌岌可危。亟待于以保护、维修。

四、保护意义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积累，需要一代一代的认真保护和发展。五音戏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它有值得珍视的文化积累。而这种积累是容易丢掉的。我们只有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加工、创新上去努力、去发展，去探索，才能真正做到保护。在某种意义上讲，保护继承传统文化是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发展传统文化是宏扬人们民族文化、传播我们中华民族博大丰厚的历史文化，为此，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理由不发展我们的五音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