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广 请给奋斗中的年轻人一张床

 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他仍旧选择离开

姜轩：回到老家才有稳定生活

天津人姜轩（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公务员。

姜轩说自己是“风险厌恶型”，他预感到继续在北京生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战，所以懦弱地逃离了”。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姜轩开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10年后的今天，他仍是一无所有

刘占杰：在北京太累了

快30岁的刘占杰来北京10年了，他所有积蓄只有几千元。

“我想回家，但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回去？”2003年，初中没有读完，刘占杰就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打工。他做过保安、干过物业、也给别人当过司机，现在的他处于无业状态。

他说自己比月光族还“光”。

他在北京的房租已由最初的每月300多元涨到了1200元，加上水电费、网费，每月的支出超过1300元。他从来没敢想过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收入不稳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收入在2000元上下。很多时候，家里的支出还要依靠在北京当导游的女朋友。

开车是刘占杰的特长，但因为没有户口和纳税证明，他始终拿不到牌照。在老家，务农的父母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在他读初一那年，为了交学费，父亲从亲戚那里借了200元给他。

那是刘占杰第一次自作主张，他把200元带去学校又带了回来。把钱还给父亲，他决定不读书了，去北京打工。来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一个月收入1200元，因为单位包吃包住，他基本把工资全部攒下来了。

没过多久，他去上海投奔朋友，找了一份群众演员的带队工作。他的任务是将群众演员带到拍摄现场。“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当时刘占杰在上海闵行区租了房子，房租只有180元，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五年，攒了七八万元。

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做起了保安，一个月2000元工资，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跑去帮别人开车，月薪3000元左右。随着公司的消失，刘占杰这个司机也失业了。现在的他，只能依靠之前攒下的钱艰难度日。

“在北京，太累了。”刘占杰看了一眼屏幕已经碎了的海尔手机，喃喃地说。 

北京太冷了，最孤独的时候，是坐地铁的时候

3个月后，周晨阳逃回老家

90后周晨阳在北京工作了3个月，就“逃”回老家浙江台州。

他说，北京太冷了。之后加上一句，“我指人”。

周晨阳在北京做了3个月的房屋中介，唯一介绍成功的那位客户评价他说，“跟油嘴滑舌的其他中介比，周晨阳很书生气”。

他刚走出校园，从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周晨阳来到了北京，直接走进一家中介公司，问道：“你们要人吗？”

他留了下来，月薪1500元，加上中介费里12%的提成。他在北京工作这三个月的全部收入是4500元的底薪，和唯一一单2000元中介费的12%，也就是240元。这4740元，并不足够支付周晨阳在北京3个月的全部开销。

“房租每月700元，一天吃饭要30元，一个月就要花费900元，3个月光房租和饭费就要4800元。”因为做房屋中介，周晨阳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北京房租的上涨。去年7月他初到北京，上班第一天看的房源就是东直门民安小区的一套两居室，他记得当时的租金是每月6000元。今年3月，已经回到家的周晨阳跟同事通电话，得知那套两居室已经涨到每月7000多元。

谈起在北京的工作，周晨阳很失落。唯一一次成功的业务，他总共带着客户看了3次房子。看的第一套房子，因为没找到钥匙，进不去。“当时心里特别紧张，怕被客户数落没准备，但客户很随和，说没关系，看下一套。”第二套房子快拆迁了，但周晨阳和房东聊过，得知近几年不会拆。“那里虽然瓦砾成堆，但是很安静，房间很宽敞，但是不够安全”。

“第三次看房终于做成了我3个月以来的第一单。这位客户人很好，好沟通，没架子，每次叫出来看房子也都很礼貌、很含蓄。但是很多客户不是这样，他们会摆架子，也不在乎你的感受”。

之前，周晨阳有一个马上就要成交的客户，对方是餐饮集团的老总，叫他的员工帮他找房子。那位员工年龄不大，好沟通，所以但凡有房源，周晨阳都会带他去看，看了一个星期的房子，范围越来越大，最终在国家展览馆附近找好了一套。员工电话通知老总，老总当时口头承诺，员工说可以就没问题。“我很开心，我想我可以开单了！”

但是第二天，老总一看那房子，就说不满意。“当时业主也在场，老总没说什么难听的，但是一回到他车里，就开骂了。意思就是我把房间吹得很好，害得他上当。但我是和他的员工一起看的房呀，他员工是看到房子并且满意了。因为是坐在他的车里，我没有回击他。我也不善于与人针锋相对，只是觉得很可气，也很可笑”。

周晨阳说，在北京，最大的沮丧就是看不到未来，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没有人帮你，没有人真心把你当朋友。最孤独的时候，是坐地铁的时候，虽然车厢里都是人，但都是不相干的人。

“有一次，在地铁里碰到一个同事，我没看见她，她拉了我一下，和我打招呼，我回头那一刻，觉得特别亲切，是意外的惊喜。”

早高峰最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往往很安静。人们低着头，戴着耳机，车载电视里发出清晰的声音。人与人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询问挡在前面的人：“下车吗？”

地铁驶进站台，赶着上班的人们从车门下来，像一个个黑色的点，迅速凝聚在有限的几个出口前，变成一块越来越浓郁和杂乱的黑色，缓慢地向前移动。

年轻的周晨阳受够了这种生活，现在他回家开起了网店，和在北京的冷遇相比，周晨阳觉得现在在家的生活很自在。衣食无忧，有三五好友随时倾诉聊天。

周晨阳最后总结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靠自己硬拼，选择一个亲人、朋友、同学都能使上劲儿的环境，一路互相扶持着走来，其实也是很温馨的。一个人在北京，看似了不起，甚至有点悲壮，实际上是不会做人，跟自己较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