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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的中国难题:让农二代三代回乡


来源:新周刊

现在出版的“逆城市化: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报道的是当代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的努力。在温铁军领导的体系之外,贺雪峰在湖北,李昌平在河南,廖晓义在四川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各具特色。

城市代表先进的东西,代表现代化,代表有文化。乡村是现代化和有文化的反义词。至少当下的中国乡村如此。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自civility(礼仪)。文明似乎来源于礼仪。城市代表文明,农村代表野蛮。至少欧洲人这么认为。

但史上中国乡村不是这样的,它是礼仪的发源地,是传统伦理的根基,也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的桥段很有说明性。朱先生劝诗曰: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致嘉轩弟)一场纠纷就这样在双方乡贤的劝导下平息了。

皇权与绅权的对峙维持了二千年安定。《白鹿原》前半段描述了这个“无讼社会”。铲除罂粟时官家人在一旁站着,由乡绅朱先生下令执行。官权与绅权就是这样配合默契。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发现这里没有一个警察仍能安定。

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的”,费孝通八十年前的这个论断今天仍适用。当我们义无反顾抛弃“土”,敞开胸怀迎接“洋”时,骨子里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不还是那个人,那个朴实而狡猾的农民。

无论是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还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

五四一代未来得及“整理国故”就赶上“救亡图存”。然后是大建设、大运动、大开放、大破坏。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与自觉,及文化重建被粗暴打断了。

“国故”当然有许多糟粕。“民国大家”每人在乡下几乎都有个代表顽固势力的“老爷子”,为他们娶了未曾谋面的媳妇。三老四少的坚守维系了乡村二千年来的稳定,但这些“瘸腿的中国绅士”(费孝通语)不能对新形势作出有效的调整。他们很少正面接触西方工业主义,更不欢迎革命。他们被铲除了。可取代他们的是谁?用南怀瑾晚年反复引用唐人诗句就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

针对“乡土中国”,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首先是对独立人格、个人尊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等问题的关切。“文化自觉”的另外一个内涵是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文化自觉性并不能从民族主义情绪中产生,它只能在与其他民族或文化的对话中产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杜维明认为,这16个字是儒家哲学最高的理想——不同文明的价值共享。

复兴传统文化需要从文化自尊、自觉到再造;同理,复兴乡村也需从乡村自尊、自觉再到乡村再造。可当下乡村如何自尊、自觉及再造?

所谓新农村运动,所谓新乡绅回乡,都应与家族谱系、现有政权形成合力。

文化,是文化和氛围留人。让农村变得可爱起来,需要一次新文化运动,在破败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文化。

中国乡村衰落当然也有例外。广西贺州的毛家村仍能维系一方清净,村里规划有序,自然环保良好,有一口泉水清澈见底。我得出的原因之一是这个状元村九成以上均属毛姓,村里有个毛家祠堂,每年春节,无论多远,无论当多大官,都要回来聆听族长训话,村长书记也在列。这里仍保留着续修家谱、村谱传统,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村里一位94岁阿婆仍在织布。

什么是传统节日?一大家子几十口,烹鸡宰鸭,推杯把盏,共叙乡情,这样的乡村才愿意回去,这样的乡村才让人有归根之感。

纵观南北差异,但凡宗族势力保存较好的南方农村,文化、秩序和传统甚至环保都做得不错;而北方农村尤其是杂姓村落则呈现一派凋敝,村支书一权独大。

当然光靠传统宗族势力是不行的,它有着天然的局限,不接纳外来文化,无法与普适价值对接。

所谓新农村运动,应该是几方合力的结果。新乡绅运动需要农村精英回乡,需要城里同乡寻祖,也需要大学生村官当政,需要复员军人、退休人员荣归故里,共议村事。当然也需要白领社群,有机合作社,欧宁们的NGO,带来全球化之风、新生产模式和新兴变革力量。

但首先还是要爱自己的祖先,懂得感恩与敬畏。试问,有什么能动摇中国人心中的家族根基?祖先在那里,他还会远离吗?

新乡村运动不应是乌托邦愿景,而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解决农二代三代进城问题是当务之急,乡村文化重建、让乡村变得有吸引力,更是长远需要,因为那是我们来的地方。

城市对乡村的反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新世代对传统的传承,才是真正的维稳。

比国家更久远的是民族,比民族更久远的是文化。

了解中国,了解乡土,你就知道家庭、家族、血缘要比文艺更有根、更恒远。现在要修的不是哪个姓的家谱,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谱”。否则我们真不知自己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日本工业化走过污染弯路,但最终并未以破坏乡村为代价。从宫崎骏动漫中的乡村诗意,可见乡村仍是诗意的母体。韩国也拍了很好的乡村文艺片。日韩的乡村并未凋敝,并未发生所谓革命,文化得以传承,香火得以绵延。国际上,一度日韩才代表东方。

在台湾苗栗三义乡广盛村,一群年轻人在种糙米,回乡开发有机生活农场。他们是知名大学的研究生,久居都市之后返乡去种田。苗栗的有机模式是一种新机制,是一种商业,也是新一代台湾人对土地价值的回归与社会责任。原本在都市里吹冷气的白领,如今卷起袖子和裤管,成为脚踩乡土的都市新农夫。

广东也有位海归硕士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务农。2006年,陈健永从澳大利亚学成归国,放弃证券公司优厚待遇去务农。“留学3年,花费70多万元,然后回来经营果园?”2008年11月,父子俩顶着各种压力开干,先后租下了70户村民的200亩撂荒地,开办起了农场。客户说,“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

苗栗的招牌是有机农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农庄经济和观光经济。苗栗保有1083个世界第一。苗栗要向世界推介,每年都要开国际派对,并曾请国际三大男高音来站台。古朴的民风和原生态经济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诚如“山水米”创始人叶淑蕙所称:越是在地的(本土的),就越是国际化的。

都市新农夫们的乡土实验颇具代表性。反哺已成当下台湾新潮流。我听到一个传奇故事,说一位父亲送子留洋,可儿子学成之后帮他务农,父亲质问“你回来干什么?”儿子用从海外学来的市场理念和新型农业模式,打造出了有机农产品,市场叫好,于是父亲心服口服。

台湾学生仔为接受农村文化启蒙,利用寒暑假,以不同主题(比如“腌咸菜”)进入农村生活,体验不同的生活模式、思考农村与都市发展之关系以及粮食自给率与食物文化的关系。而大陆的学生娃学习紧张,报奥数还报不过来呢,哪有空啊。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土地的责任感,也失去了对乡土的亲近感,失去了对祖上的敬畏,我们会变成什么人?当然,恢复对土地感情的根本在于土地制度的改革。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国大陆每年农药中毒事故达十万人次,死亡一万多人。农药化肥的慢性危害更干扰亿万人的激素平衡,影响男性生育力。失去对土地的敬重,将几千年来干净无污染的土地,在一两代人间快速地毁坏,教后人情何以堪?

请问你有谦恭有礼的文化吗?你有淡定安宁的乡村吗?

先从感恩和敬畏做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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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逯延津]

标签:乡村建设派 农二代 无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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