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得出却回不去的家乡

30年了，纪彦峰一直在迁徙。他一直希望找到的安稳，总是会弃他而去，如同他“抛弃”家乡。

2005年冬天，爷爷去世了，家里的东西包括牛羊一类的大牲口全都变卖了，只给唯一还生活在村里的奶奶留下了一个小菜园、20多只鸡和一头猪。这一年，家里的耕地早就荒了。

没过几年，家里人再次变卖了家产80多岁的奶奶一个人住在村里，这让家里所有人都不放心，奶奶被接到了延安市，住在二爸（二叔）家里。奶奶离开家的那天，鸡被端上了饭桌，破家具劈成了柴。

最开始，纪彦峰对家的概念没那么强烈。他从小就不断地挪窝，由于父亲是小学老师，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纪彦峰上了四所小学，村里、镇上、乡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临时住所里。初中住了两年校后，父母终于在镇上安了家。一年后，纪彦峰去了子长县城读高中，从这时起，家就变成了一个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后来，爱好文学的纪彦峰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中文系。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他很想成为大学老师，但身为长子，他不可能继续读研读博。毕业后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机会，来到山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下来，有了一定积蓄，在淄博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2007年年底，他搬进了这套房子，结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个项目，纪彦峰被调到了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已经过了30岁，也到了要孩子的时候了。

去年，他买下了自己所在房产公司在郊区开发的楼盘，付了首付。春节之后，纪彦峰回了一趟山东，出租了那套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变卖房子里几乎所有东西，只有几百册书，封存在地下室里。

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变卖家当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陕北农村老家，而是在城市里，同样的场景让纪彦峰感觉空落落的。

“我为什么对家这么在意……我真的没有家”，纪彦峰念叨着。“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过，但现在做梦还是小时候爬过的那个山啊，小时候放牛放驴去过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东待了六七年，从来没梦到。”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陕北自然环境恶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饭，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窝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从有意识起，纪彦峰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想走出去。他从小就爱看一切有字的东西，那时候，看书是唯一“走出去”的方式。《西游记》是他看的第一本字书，9岁时，奶奶纳鞋底的鞋样就是用《西游记》的书页做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

父亲有两个弟弟，他们是纪彦峰看到外边世界的另一个窗口。纪彦峰小时候，在城里打工的二爸（二叔）和三爸（三叔）会给他带回来外边世界的只言片语。“他（三爸）讲在晚上看守工地，喝一瓶"小二"，哎哟太好了。那时就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

6岁时，纪彦峰第一次去延安市里，“虽然没什么意识，但对城里也留下一些光怪陆离的印象：汽车，火车，第一次喝汽水，像吃辣椒一样，第一次晕车，都是很独特的体验。”

在两亿流动人口的大军里，陕西人绝对不是一支主力军，即便是比较靠近游牧地区的陕北。农村里的人走出去，一般就是指到县城，或者延安、西安，很少出省。

纪彦峰觉得，到西安并不算是走出去。所以当那家山东地产公司来校园招聘时，他选择了比陕西发展程度更好的山东。

可是淄博依然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走出去了，总觉得淄博平台还是太小，加上互联网的蔓延，这个地方让纪彦峰觉得和自己的梦想仍有差距。

一个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给了他走去更大城市发展的刺激。2004年他们一同来到淄博，两年后，同学去了上海发展。又过了两年，纪彦峰去上海出差时见到了这个同学，短短的两年时光，已经让他明显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或者收入上。

当公司准备派人去北京时，纪彦峰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10年前，高考结束后，他烧了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想彻底离开这个环境，想和高中的压抑生活做决绝的告别”。当今年把山东房子的家当都变卖后，纪彦峰也算告别了山东。

这些年，亲戚们都成功地“抛弃”了村子。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里最早出去的人。

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全家公认“有想法”“爱折腾”的二爸，就在农村待不住了。二爸高中成绩很好，如果当年没退学，纪彦峰可能不会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一直想干点儿什么的二爸，忍耐不了学校单调的生活，便回家务了农。可种地的枯燥他更加受不了，几年之后，20岁出头的二爸去了延安市。

在延安市，二爸在建筑工地干过，开过拖拉机，倒腾过服装，贩过煤。这些都没干长。几年后，带着二妈和两个孩子回家了。家里人评价二爸没耐性，不好好干活。这一回家，就是10年。他承包过几百亩土地，以机械化耕作的方式，种植药材、向日葵等经济类作物；找过大型货运卡车贩卖当地特产土豆。而这些致富方法都以失败告终。

一次，二爸得知一个远房本家亲戚在延安市里做起了卖面皮的生意。凭着多年“折腾”的经验，他再次离开村庄，跑去延安市给这个亲戚打工。这回二爸终成正果，在打了一两年工后，自己开起了面皮作坊。而后，又把家里的很多亲戚带到延安市。

三爸在宝鸡做值夜保安，白天打另一份工，经过多年，也在宝鸡扎根扎得很稳了。作为最小的儿子，他本想在家侍奉父母，但是由于生在陕北大山里，是不会有姑娘嫁过来的，二十七八岁才结婚的三爸深知，不出去，就意味着找不到媳妇。

父亲说，等你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觉得这不可能，连奶奶都没做到。”

只有父亲总念叨着要回老家。为了给二爸帮忙，父亲在学校办了内退。父母几年前搬到延安市，在农贸市场开了个卖以面皮为主的主食摊子，但这几年做得并没有什么热情。父亲在城市里没有朋友，父亲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在延安，他过得不舒服。

父亲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女儿。高考前夕，由于学业压力过大，纪彦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症。之后这几年，父亲带着妹妹去了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亲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说到回农村，纪彦峰认为这不现实，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纪彦峰的老家，陕西子长县南沟岔镇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来户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户，200多人。

春节回老家时，又走了一两户人家，“没有新的人回来，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长大出去挣钱。”纪彦峰的朋友，陕北榆林诗人李岩写道：每个村子只剩下四个人：老婆儿、老汉儿、队干、憨憨（形容笨人）。

在陕北农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着上坟。

纪彦峰一直坚持写诗，在诗的世界里，村庄缓慢的变迁变得更加透彻。他的另一个诗人朋友谭克修在题为《潜伏者》的诗中，将萧条的村庄比作一个巨大的充电器。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回乡充电了。看起来，他们抛弃了乡村，可李岩在诗里说，他们是被赶出了乡村。

纪彦峰特别羡慕生在城乡接合部的人，“不用背井离乡，同时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能够均质发展，不要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乡二元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裂缝，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农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补。

城里的压力从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纪彦峰和所有人一样，要考虑房子、车子、工作，以后也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他计划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父亲有退休工资、母亲没有，母亲在老家上有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还需要自己掏钱。跨地域的医疗保险，还在政府手里攻坚。不太遥远的将来，是一个巨大而叵测的黑洞。

据《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