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梁庄 就是在书写中国

     原标题：书写梁庄，就是在书写中国

梁庄

晚报记者 李胜南

梁鸿，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曾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专著《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等。

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年度作家”；《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等。

《出梁庄记》简介

梁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庄，但是它的命运，又与中国各处的村庄颇为相似。出生在梁庄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的梁鸿，2010年写了一本《中国在梁庄》，讲述了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但书中并没有提及梁庄的进城农民，这部分人才是村里的主力。像很多中国村庄一样，早在30年前，就有人走出梁庄，到城市里打工。现在，年轻人还在不断地走出梁庄，进入城市。梁鸿继续书写，于是，有了这本《出梁庄记》，这是梁庄人在中国的故事。

梁鸿选择了南阳、郑州、西安、北京、青岛、呼和浩特、东莞等城市，走访了51位在外打工的梁庄人，这些人中，有26个外出打工时间超过了20年。在书中，梁鸿思考的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怎么样？他们怎么看待梁庄？怎么看待打工的城市？怎么考虑自己的未来？他们的身份如何被界定？他们的形象是怎样被塑造出来的？

中国有近2.5亿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长期远离土地，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也不曾熟悉。他们来自乡村，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样态，与我们息息相关。

写完两本书，发现这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当代农村

问：《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隔了三年，本来就是计划要写两部分吗？在梁庄的和出去打工的，才算是完整的梁庄吗？

梁鸿：第一本《中国在梁庄》是计划中的，我在写的过程中才发现，第一本书大部分写的是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妇女儿童、老人等，有些东西还没有完成。第二本书写梁庄在外的打工者，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梁庄是一致的，只有把他们这部分生活写出来，梁庄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当代村庄。所以，才有第二本书的构想，它是自然生发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构想，没那么清晰。

问：怎么想到写这种偏纪实性的书呢？

梁鸿：这两本书虽然是非虚构性的，但应该还算是一个文学文本。尽管是记录的东西，但还是略带散文性质的，并不是一个社会学文本，只是在采访时用了一些社会学调查的技巧。本来就是对乡村的叙写，不是针对某一个事件的，也不是小说类的或虚构文学类的东西。

问：关于梁庄，还有什么内容没有表达完整吗？还计划写关于梁庄的下一本书么？

梁鸿：暂时还没有计划。梁庄的政治、梁庄的经济、妇女的生活、男人的生活、都是大的文本。不过，我关心的还是人文的、文学意义上的梁庄，所以，我的书写集中在对人的叙述上。也许以后，在虚构文学和学术领域，还会对梁庄有所阐释，不过，那时再回到梁庄，可能就不是这个具体的梁庄了。

问：《出梁庄记》是按照梁庄人打工的地域来结构全书的，您在挑选采访对象时，是否有意识从不同角度来选择？

梁鸿：对于这本书的结构，一开始并没有清晰的构想，梁庄在外打工的人分散在很多城市，我按照自己的能力，能走到哪些城市就走到哪些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每个城市的打工者主要在做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里打工的梁庄人，确实干着差不多的活，比如西安的以蹬三轮车为主、内蒙的主要做校油泵、青岛的集中在首饰加工厂里，我以他们为中心，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有深入了解后，再对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进行面上的辐射。

不过，我并不力图呈现农村人在城市打工的方方面面，这些问题太多太复杂了。

我试图把他们（梁庄人）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写出来，但我并不去想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完成的东西

问：您看到了很多梁庄和梁庄人的问题，会想解决方式吗？

梁鸿：我试图把他们生存状态的复杂性写出来，但是我并不去想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完成的东西。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是要具备相当的专业水准的，我只是试图把生存层面的的复杂性、多元性、暧昧性呈现出来。

问：在和梁庄人的访谈中，有什么让您感触特别深的细节吗？

梁鸿：我觉得每个细节都是让人觉得珍贵的。比如，南阳那个现代算命者贤义，一个农村青年，追逐现代梦来到了城市，结果操持了一个最古老的职业，他的生活经历给人很多思考。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杂的状态中，传统以一种怪异的形态来到现代，现代也以一种怪异的方式呈现，这不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社会，就像贤义那间布置混杂的客厅，各种象征的东西都有，但是这种混杂却是最有意思的。

贤义做的事需要传统文化支撑，他对真正的传统只知道皮毛，但他还是呈现了一种光亮，有种开阔的气象，我觉得这种光亮是中国传统的东西，是穿越时空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有其复杂性。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写起来比较累，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以复杂的面貌出现的。

问：您多次提到复杂性，打工者的复杂、采访情形的复杂，能具体讲一讲这种复杂性吗？

梁鸿：这种复杂性，应该就是现实吧。当下，乡村和城市二元对立，进城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在城市中仍然保留着小的乡土社会的空间。也就是说，每个城市的梁庄打工者，都构成了一个小梁庄，在梁庄里被人瞧不起的，在那里还是被人瞧不起；在梁庄有威望的，在那里也还是能帮人调解事端。这种混杂的、纠缠的状态，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存状态，不应该人为地割裂去理解。

现实很沉重，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凄惨，他们是在很正常的生活着

问：相比前一本书，《出梁庄记》中描写的现实生活更沉重，色调很灰暗，不知道您写的时候是这样的感觉吗？

梁鸿：现实很沉重，但我在着笔时还是写了很多有光亮的细节。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凄凄惨惨的，痛苦得不得了，没有，他们就是在很正常地生活。除了沉重，书中还是有很多亮色的，比如像前面说到的贤义，比如在郑州打工的年轻人梁平，他觉得“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是很有性格的。

问：您在访问这些梁庄的打工者的时候，是跟父亲一起去拜访的？

梁鸿：我父亲跟着我走了好几个城市，他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是依托和我父亲的关系去做这个访问的，也就是说，不是依靠现代学者身份，而是依靠乡村熟人社会的关系进入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我们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这本书暗含的文本之一。

问：在内蒙古那一段中，您特别提到了一个词“扯秧子”，就是农民靠老乡靠熟人进入城市。那会给他一种安全感吗？

梁鸿：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农民不是依靠城市的结构进城的，他是依靠乡村的结构进城的。你来了，你弟弟来了，你老婆来了，你家里的人都来了。在城市中，继续他们的亲情或矛盾，乡土文化在他们这群人中依然有效。这也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并不是说他们进了城就成了市民，他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确认跟打工的城市没什么关系。他们依靠城市生活，但身份的获得，来自乡村的社会结构。他们的快乐、痛苦也来自乡村，只有在这里面，才感觉自己活着。

当农民被抛掷在那个孤岛上时，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就是跟着他的命运在走

问：这些打工者，他们想的都是回梁庄，哪怕是那些已经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外来者的身份和城市的生活了，为什么一定要回梁庄？

梁鸿：他们绝不可能一直留在城市。在北京的河南村里居住的人，河南村的福利、所有的房屋、所有的分红，都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在那地方永远是个外来者，怎么可能在那里安家呢？他是个陌生人，在这个城市里，这个身份是被确定好了的。一个人，如果背负着这种巨大的陌生感，他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呢？他会觉得这城市是我的家吗？而且，对农民来说，可以从事的职业是非常有限的，他到城里，只是一个愚昧的麻木的打工者，而且总是这样。

问：在青岛的梁庄人大多在电镀厂里工作，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小柱也因氰化物中毒去世，他们为什么不走呢？是因为他的生活达到了某种平衡吗？

梁鸿：我觉得如果说有某种平衡，也是虚假的平衡。当农民被抛掷在那个孤岛上时，是没有其他选择的，他就是跟着他的命运在走。小柱去了，他的亲戚、老乡也去了。他们面前没有那么多元的、自由的选择，并不是前面同时摆着七八条路让你来选。

什么叫平衡？就是挣到了一点钱而已。对他们来说，钱的确是最重要的，但为了这点钱，他们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这恰恰体现了生活的残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