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奋斗与回不去的乡土

《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美]张彤禾 著；张坤 吴怡瑶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版

粉墨登场唱粤曲的老人，讲普通话的新莞人，挥杆自如的莞商……这是不久前东莞政府投放的的城市形象宣传片，解说词中强调“传统”，着墨于“友善”，试图扭转长久以来被片面描述的城市形象。无独有偶，一本以取材于这座城市的人的中译本书籍也差不多同期面世，不同的是，里面的主角是一个个外来打工妹和她们在这座城市的流浪与青春、挣扎与奋斗的生活细节。如果说90年代初的电视剧《外来妹》表现的是第一代打工女性南下淘金的艰难往事，那么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的《打工女孩》记录的则是21世纪打工女性，或许，这才是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与贡献者们的真实形象，真正的东莞故事。

早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打工”便被西南内陆的乡民们赋予了淘金与冒险的神圣涵义，“南下”成为不少青年们向父辈宣告成熟与独立的选择。过年时节，通往“塘厦”的卧铺大巴途经乡村公路招徕乘客，载着一波又一波怀着掘金梦想的人们南下。对乡村青年来说，打工所代表的“逃亡”仿佛愉悦的青春旅程和独特的成人礼。十多年后我才知道，小时候记忆中那个象征着淘金终点与繁荣世界的地标“塘厦”，只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东莞的一个镇。

在新闻报道和学术材料中，“打工群体”常常以碎片化的零星状态呈现给公众，而张彤禾的记录忠实呈现了膨胀期的东莞，“城市的一切都是为了工厂服务”。那么，八百万农民工聚集的东莞是个怎样的城市？在张彤禾的朋友眼里，“妓女”和“工厂”是对东莞的第一印象。在持续两年的探访中，张彤禾分担三位主角的纠结与痛苦，见证她们的成功与失败，如此积累而成的参与式观察的记录，让《打工女孩》拥有最珍贵的价值———还原了组成这座城市的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们鲜活的个体。与官方发布的城市宣传片不同，书中描写的打工者们在东莞的遭遇跟官方努力表达的美好愿景格格不入———原子化的孤独社会、难得的真心朋友、欺诈、拜金与功利主义渗透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毛孔，成为这所制造业中心的肌理与关节。

尽管本书中，不难看出来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东莞这座城市的阴暗一面，张彤禾仍然有很多理由去喜欢上这里的直白与赤裸裸，“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尽管这些负面的词汇拼凑成了东莞的模样，但张所选取的三位女主角的东莞故事无一不充满着奋斗与向上的积极意义：这些初中水平的乡村女孩从流水线女工奋斗到办公室文员、参加提升形象与口才的商业培训班、她们或许从事销售工作以及创业、而从未接受过系统英文教育的女孩自学英文可以胜任英文培训教师的职位———这些故事，或许更能代表“东莞奇迹”。张所选的三位主角和对她们来回迁徙的观察与描摹具有典型的人类学意义：她们代表了转型期的中国，也呈现出打工女性如何在都市社会中寻找自身的位置，还有打工经验所带来的乡土家庭结构的悄然变化。

在本书中，她们是传统乡土文化中的“逃亡者”，很大程度上又成为乡土社会的经济支撑者。当打工女孩们踏着愉快的旅程走出农村，犹如十八岁出门旅行，一切充满着期待与未知，恰恰相反，她们的出走并非意味着“逃离”的欢愉，而是另一个宏大的翻新家庭与自我提升计划的开始：报父母恩、攒钱修房、添置家用、供弟妹念书……而关于自己的计划比如结婚和安家则被安排到了退出打工行列之后，那时候已经差不多30岁。

在乡土社会，男女性别分工的传统思维没有消除，而打工女孩们往往都要违逆父母的意愿尽量拖延打工的时间，她们父母的期待如出一辙：早日“安心”、返乡结婚、传承后代。根据张彤禾的随访和记录，“打工”这个地域迁徙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个体家庭的影响并非止步于经济层面，也是影响着家庭结构本身与农村社会。早在30年代，费孝通就曾关注过乡土社会中女性获得经济来源而对家庭带来的冲击，这些影响被记录在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费孝通记录，在30年代苏州地区弦弓村，原本从事家庭缫丝业的女性因为进入了现代工厂变成了挣工资的阶层，这导致了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女工因为下雨天丈夫忘记给自己送伞就当街斥责自己的丈夫。

张彤禾调研的21世纪初离费孝通描述的30年代的“江村经济”已有八十多年，而农村社会中，女性依靠经济来源而获得地位提升仍然值得大书特书。在外打工的女儿们提供农村家里翻新老宅的资金、出钱添置家具和时髦的电器，虽然父母总想“遥控他们的女儿”，但获得经济独立的打工女孩们并不服从。其中，女孩敏和大姐因为在办公室工作而不是流水线而成为村里打工者中的翘楚，不仅在家中拥有发言权，还给打工同辈们建言和分享机会，而“走得离家越远越光彩”是她们的信条。

张彤禾跟着打工妹经历春运回到老家，“春运”成为打工族一年成果的考验，不仅需要花费时间、人脉和金钱去搏票，还要将一年以来的劳动报酬换置成礼物分给家人。而获得经济成功，使得外出的打工女孩们跨越性别的藩篱而在乡村中获得受尊敬的地位。在张彤禾的观察中，“金钱带给她们的权力”，“女儿们早已超出她(母亲)能帮助或者理解的能力范围。”外出打工的女性因为经济成功而改变了自己家庭的权力结构，尽管她们未婚，女孩们却成为家庭事务的决策者，她们敢拒绝出席不愿出席的亲友聚会、将父母反对的男友带回老家、否决父辈的商业计划、资助弟妹的教育。张彤禾认为，“寄回家的一万一千元树立了家庭权威”。

这些迁徙的打工女性，对于乡土与扎根乡村的家庭来说，究竟是归人还是过客？尽管“年”和“家”在打工者心中的地位重要，但张彤禾观察，在农村的短暂停留与春节的节日放松很快让女孩们感到不适应，她们与第一代打工者迥然不同：没有人想回到农村，她们的日程按照来自欧美订单密集程度来安排，而不是像父辈一样按照农历与耕作。她们给家里购置电热水器、饮水机，装修浴室，贴上瓷砖———城市经验带来的改造是为了“像城里一样”。这些出走与返乡的细节无不印证了打工者骨子里已经成为“城里人”，而她们生活期待与奋斗，正好意味着本书标题中连接乡村与城市的纽带，她们是组成“变动中国”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