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务接待如何“自筹”经费：取于民 用于官

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需要“自筹经费”

公务接待中对上司的逢迎讨好，既要借助迎送跪拜、站班侍候这些礼数虚文来表现，更要通过宴饮看戏、土宜(土特产)下程(车马费)等务实措施，使之落到实处。明代嘉靖十八年，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奉旨到塞上犒劳军队，边区文臣武将都全身披挂来到郊外恭迎。惟恐不称翟部长心意，大家又竞相送礼。等到翟部长完成使命返回的时候，财礼塞满了一千辆大车。

总之，公费吃喝，公车私用，公款送礼，差不多就是明清官场公务接待的常态。早在永乐时就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在来自中央单位的各种出差官中，又以所谓“钦使”、“钦差”最为体面，于是各个地方官一听说有钦差大臣来了，都望风迎接，生怕落在别人后面。至于送礼更是司空见惯，是上上下下都要忙活的。

中央以下，各级地方性上司派出的官员，也同样以州县的接待为“养活之计”。葛惠侬著《宦海风波》中，尚有从“养活之计”着眼的例差特差、短差长差、肥差瘦差、美差苦差等具体分析。只要省里来人，哪怕是最普通的短差，接待单位也会照“老账”(即“规矩”)送一笔由三个名目构成的现金，一曰“程仪”，即车马费;二曰“折席”，即宴饮费;三曰“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说到“接待红包”的具体分量，做过多任知府的张集馨在回忆中稍有披露，基本原则是：“馈送之厚薄，视官职之尊卑”，少则一二十两，多则三五百两。含金量最高的是“钦使”，凡“钦使”到省，照例先从财政里借出一笔巨款先开销起来，等全部接待活动结束，再由各州县和相关部门分摊，“大约每次摊派俱在三五万金”。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朝廷一再强调要革除属员给上司送车马费的陋规，所以到后来钦差们都不肯现场收钱了，要改为等他们回京后，再通过钱庄把这笔钱汇到大人的家里去。宴饮娱乐什么的，张集馨也有记述，“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无论冬夏，戏宴总得到下半夜一点钟后才散，“群主”(即请客陪欢的地方官绅)先把诸贵宾一个个送出、上车，“然后逐次揖送”。等客人都回到下榻的馆舍，还要“着人持群主名帖，到客公馆道乏”，就是您辛苦了、请早点休息、晚安的意思。“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

地方官们不办企业不炒股票，衙门公账上也没有办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对于公务接待与自筹经费的相互关系，汪辉祖有一段论述：“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历久相沿，已成常例”。分层解读，就是说：历来官府苛敛于民，皆以贴补公费(包括公务接待经费)为名，一点不假。但是“谚所谓”都是公对公、没有落进私人口袋云云，全是谎言。事实上，这些几乎不受朝廷监管的自筹资金，既借助公务接待转化为私人消费，又通过馈送程仪，成为灰色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千真万确、字字落实的，实在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两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