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怎么评价我国几大银行的改革成果

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明确的，但似乎也有人一直持怀疑态度。其实不需作更久远的回顾，只要看看十年前后的变化，事情就很清楚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不良贷款率从20%-30%，下降到了1-2%，平均资本充足率从7.95%左右提升到了13%以上，年度利润总额从2002年的1085亿增加到了2013年的7851亿。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们质疑在当初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是不是贱卖了？时至今日这些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不良贷款的成本（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相当程度上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大批工商企业卸下历史包袱并进而改制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究竟能不能覆盖？国有银行改制后究竟能不能带来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带来治理机制的改变？这些问题确实需要认真回答。

交通银行是2004年引入战略投资者的，2005年和2007年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中国银行2004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2006年6月和7月分别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建设银行是2004年进行股份制改造的，2005年、2007年先后在香港、上海上市；工商银行2005年完成了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2006 年引入了战略投资者并于当年10月成为第一家在上海、香港两地同时、同股同价上市的银行。农业银行2009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分别在上海和香港挂牌上市，以此为标志，我国五大银行全部完成了从国有独资银行向在境内外上市的公众持股银行的历史性转变。事非经过不知难，现在有的人在谈起这些“故事”时，并不知道其中曾有多少艰辛和不易，甚至往往还有一些不屑，认为从国有独资银行变为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并不会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这实在是不了解情况的偏颇之见。

例如，在这五大银行上市前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都由境内外的律师事务所、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师事务所进行了工程浩瀚的尽职调查及资产评估。仅工商银行的法律尽职调查资料就达80余吨，这些材料作为重要档案至今保存在工商银行巨大的资料室中。这种具有国际水准的尽职调查和评估工作，不仅摸清了家底，促进了我国大型银行的产权清晰，更重要的是为改制后明确经营管理责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了重要基础。举个具体的例子，由于历史原因，工商银行原先在全国各地几万宗营业场所的房屋、土地既有当年分设时从人民银行承接过来的，也有国家划拨的，还有出价购买了部分使用权的，更有借用的，总之权属大多不够明确，手续不够完备。通过改制上市前的财务重组，97%以上的房屋、土地办妥了权属证明。仅这项具体事务的工作之复杂、难度之大就远非人们所能想象。

当然，更值得回顾的是，在当时由于不少投资者对中国的国有银行改制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此能否在改制前期引入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战略投资者，继而能够在上市时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便是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是否正确，操作是否成功的重大考验。各家银行在这方面都竭尽全力开展了有关工作。就拿工商银行来说，我们在境内外广泛接触了各类投资者，努力向全世界展现中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宣传我国银行的投资价值，以争取获得全球市场的认可。后来有人说几大银行上市是不是让国外投资者赚了大钱？为什么好处不留给国内投资者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首先当时国内的A股市场很难完全容下体量如此之大的几大银行，需要通过适当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在境内外市场一起上市才能完成这几大银行的改制。实际上几家银行上市前引入的国外战略投资者的投资比例仅有十几个百分点，最低的只是个位数，其余国外投资均为上市时报价购买进入的。应该看到这些国际战略投资者进入的股权比例虽不高，但在当时对上市公开发行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增信”作用。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几大银行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都是溢价的，价格都是高于净资产的，平均PB值（市净率，简单地说即股价与净资产价值之比）超过1.19倍，例如工行就达到了1.22倍。而目前几大银行的PB值均跌破了1。因此所谓引入战投时定价是否合理的问题似乎已经无需更多讨论了。当时在上市过程中我们也十分希望能够引入更多的国内机构投资者，但谈何容易，资本市场上不能强买强卖啊。当时有关部门规定H股与A股必须同股同价发行，为了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我们做了大量的前期铺垫性准备工作，并在国内、国外进行了广泛的路演。经过在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奔走，以及在全球几大洲的路演下来，最终获得了超额认购几十倍的结果。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国内投资者能够更踊跃、更积极一些，我们的定价将会更理想。

当然，最终总体发行是成功的，工行、农行都创下了全球IPO融资额的历史记录。后来，几大银行的市值随着银行盈利能力的增长先后都曾有过不小的上升，有的国外投资者抓住机遇进行了转让套现操作。于是有人质疑境外投资者发了财，国有资产流失了。殊不知作为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银行，各方股东的机会是完全均等的，不可能只有其中某一方股东的股权增值获益。就拿国有股东来说，五大银行上市以来，净资产增加了29136亿元，约增加了3.6倍，国有股权获利超过27500亿元，其中现金分红约11000亿元（股改上市前由于微利乃至亏损，国家并未从银行获得多少利润回报）。改制上市以来，与2003年相比五大银行的应税能力提升了4.5倍以上。仅从这几个方面测算，五大银行的改制成本（剥离20000多亿不良贷款，加上冲销原有部分国有资本和外汇注资折合5000亿人民币，等等）已经覆盖。如果加上华融、信达、长城、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几大银行改制过程中剥离的不良资产的回收结果来说，改制成本则更是已消化完毕。

至于几大银行上市后管理水平究竟有无提高， 可以从多方面来予以说明。其中最为显著的进步就是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机制得以完善，建立健全了各类风险的识别、计量、预警以及监测的技术模型和操作方法。近年来，经过监管部门长达5年的持续跟踪、评估和验收以及国际机构的检查，目前已经批准我国几大银行正式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标志着按照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标准，我国主要银行风险管理的框架、原则、技术以及IT系统建设等各方面已与国际规范接轨。这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还有不少人很关心这些银行上市后，董事会、监事会究竟能不能发挥作用？是不是“徒有其表”，“形同虚设”。大型上市银行的法人治理机制情况到底如何？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是否真的在各司其职？建议关心这些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听听香港联交所、证监会和大陆银监会、证监会及其上交所对上市银行公司治理机制、内控情况以及信息披露情况的评价，相信一定会有助于大家了解真实情况。人们应该承认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银行治理模式方面我们确实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子。同时也建议大家可以听听这些银行的董事们，尤其是境外独立董事的意见，他们中不少人曾任过全球性著名银行的高管或国外银行监管机构的高级职务。他们的看法也会有助于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改制上市后的经营管理状况和法人治理情况。

总之，笔者的观点是，事实已经证明我国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抓住难得的窗口时机，果断推动几大国有银行改革，其决策是正确的，也是有效的。没有这一改革打下的坚实基础，没有几大银行经营状况的根本改善，那就很难想象面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经济能有如此大的回旋余地，宏观调控能有如此大的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