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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皇农民工思念妻儿 写诗《爸爸去哪儿了》

工作中的郑国江

郑国江不在家妻子就是最好的老师

看到全家福时郑国江的儿子露出笑容

提到对家人缺乏照顾，郑国江心里充满了内疚

郑国江的小儿子独自走在上学的路上

爸爸去哪儿了？

我找不到爸爸打工的方向。

爸爸去哪儿了，

羡慕城里的孩子能和爸爸欢聚一堂。

爸爸去哪儿了？

他在都市中添砖加瓦忙碌他乡。

爸爸去哪儿了？

盼望你能早点回来，

给予我信心和希望！

这是石家庄赞皇县农民工郑国江写的诗，叫《爸爸去哪儿了》。

春节后的两个多月，石家庄赞皇县的农民工郑国江换了三个打工地，怕孩子知道他打工的艰难，他向孩子隐瞒了实情。但当学校登记父母的打工地时，他的孩子不知道该填哪里。

作文课上，上六年级的儿子一篇《爸爸去哪儿了》，让老师读到了孩子的压力和心酸。老师把电话打给郑国江，坚强的汉子落泪了，郑国江感慨，当“星二代”在考虑“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的孩子面对的却是“爸爸去哪儿了”的问题。 “五一”，趁着在学校寄宿的大儿子放假回家，郑国江请了假。一家人短暂团聚后，5月4日，郑国江又回到了工地，换上沾着泥浆的工装，这位父亲，又转换到了他更为熟悉的那个角色。

家乡：老人孩子留守在老院里

赞皇县田村，是郑国江的老家。春末的村庄还稀稀落落地飘着柳絮，阡陌之中鸡犬相闻，一头老牛懒洋洋地甩着尾巴，充耳不闻地吃着草。路上三三两两放了学的孩子嬉笑玩耍，几位老人颤颤巍巍地挪着散步，除此之外几乎看不见多少人。

时间的流逝并未让这个村庄改头换面，只有几座石砖垒起的空荡荡的老屋和新盖的高高的瓦房并肩而立，让人感受着村庄的变迁。

拐过几条窄窄的巷子，到了郑国江的家。一个虎头虎脑的孩子站在门口，巴巴地向外望着，一双好奇的眼睛透着几分思索，等记者走近他便一溜烟跑进家门，躲到妈妈身后了。“村里的孩子认生，不会说什么话。”郑国江的媳妇樊树芳有些抱歉地说。

这是郑国江的家，三间正房还是从前的老屋，奶奶住在这里。西侧的两间平房是夫妻俩和两个孩子的卧室。屋内没有多少摆设，一张在照像馆拍的全家福格外显眼，几张孩子在学校领的奖状是屋内最多的装饰。

“孩子们学习都挺上心的。”樊树芳说，大儿子郑孜涛上寄宿制小学，两周回趟家。小儿子郑孜硕在村里上小学，8岁的他学习上很拔尖，很少让爸妈费心。

问起他考全班第一的事儿，腼腆的孜硕只是嘿嘿一笑。学校离家一里多地，绕过几个巷口就能到。每天孜硕一个人走4趟这段路，大大的书包垂在肩上，像是要把他藏起来。本来在外打工的樊树芳，因为骨膜炎现在只能在家勾手工艺品卖点儿钱。郑国江年近七旬的母亲依旧坚持和儿媳一起下地干活儿，顺便还挖回来一些白蒿、婆婆丁等野菜，晒在院子的水泥地面上，“(这些野菜)都是药材，晒干了，一斤能卖二三块钱。”老人就这样一斤一斤的挖来补贴家用。

学校：孩子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

孜硕常常一个人在家玩耍，几个奥特曼式的小人儿是他几乎所有的玩具，表哥从集上买的陀螺是他的最爱。蓝绿相间的塑料陀螺，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旋转着，孜硕一玩就是很久。“没太多时间管他，他习惯自己玩了。”樊树芳心疼地说。

问起爸爸工作的地方，孜硕只知道以前是在太原。记者问他：“太原远吗？”他说：“远哩。”“有多远？”他摇摇头。“有一里地吗？”“没有。”说完他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对于距离的遥远孩子没有清晰的概念，他只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爸爸需要待上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回来一趟。

比起孜硕，读六年级的哥哥孜涛心思更为细腻和敏感。“孜涛每次放假回来，都要问爸爸回来过吗，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孜涛好几次跟妈妈说想去工地看爸爸，都被郑国江拒绝了。

在外的艰辛郑国江从不当着孩子抱怨，他希望孩子们看到的都是父亲潇洒阳光的一面。“他爸不想让孩子看见自己在工地脏乱辛苦的样子，他每次回家，都专门换上干净衣服。”

年后爸爸换了三份工作，也一直试图瞒着孩子，但敏感的孜涛恍惚地知道爸爸应该是换了打工地，学校要登记家长打工的地点，他不知道该填哪。 “他爸说俩多月换了仨地儿就挣了4000来块钱，咋能告诉孩子，这只能让他们担心。”孜涛上次回家周时情绪低落，问了原因才知道是想爸爸了，樊树芳说，孜涛今年考初中，学习压力大，这孩子心事重，要知道他爸在外面的活不好干，心里肯定更不踏实了。”

奔波：俩月换了仨地方

4月29日，在石家庄高邑县大营村附近的一处工地，大车疾驰而过卷起阵阵黄土，裹挟着温热的空气，有一种夏日才有的灼热感。工棚里，郑国江和工友们一如往常地忙碌着，可是他的心里却有着不同以往的滋味。

“就盼着五一能回家看看孩子。”一提孩子，郑国江眼里满是温暖。正月十七郑国江把孩子送到学校，就离家去了太原。至今已有两个多月没再见过孩子。

这两个月里，郑国江换了三份工作，去了三个地方。第一个工作是在太原做地暖保温层，干半天歇半天，活虽然轻松但是挣得少，20天拿到600多块的工资。“从家到太原，来回一趟就得200块路费，怎么想都不划算。”

后来他就到石家庄藁城一家化肥厂找了份活儿，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日工资百余元，收入还算不错，但工作了一段时间，身体就开始发出警报信号，“每天闻厂里的化学气味，原本就胸闷气短的毛病又加重了。”郑国江不得不再次更换工作。

现在在高邑县修路的工地，是郑国江春节后的第三份工作。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中午休息一个小时，一天能挣120块钱。对于郑国江而言，这已是一份非常“安逸”的工作了。两位工友一组，制作铺设在公路两侧的路肩石，制作完成后，还需把重达150斤的石块搬到指定的地方。“开始老板定的任务量是每天60块，后来看我们干劲足，现在任务变成了100块。”郑国江乐呵呵地说，在外打工，这样的工作量已经算是清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