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遗址群

（一）傅家遗址

傅家遗址位于广饶县城南1.5公里处，傅家村就坐落于遗址的中部。该遗址东距淄河约4公里，北距小清河约15公里。遗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称“傅家顶盖子”或称“摩天岭”，是目前鲁北地区发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该遗址平面为椭圆形，东西长75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37万平方米，中心部分18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层厚约1—3米，内涵丰富。自1985年至199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饶县博物馆的配合下，曾先后2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共揭露面积707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508座，灰坑214个，水井4眼，出土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玉器等各类文物400余件。

傅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它的文化面貌同鲁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明显区别，因此，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存代表了鲁北地区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它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地区类型和文化分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深入探讨黄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2006年5月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五村遗址

五村遗址

五村遗址位于广饶县城东北约0.5公里处，俗称“普救寺”。遗址为一略呈东北—西南方向的土状埠台形堆积，海拔高度14.2米，东西长约250米，南北宽约300米，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文化层厚约3～5米。遗迹、遗物丰富。遗迹有墓葬、灰坑、灰沟、房址等；遗物主要有石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等。陶器最为丰富，主要有鼎、豆、钵、罐、杯等。彩陶比较发达，彩绘陶也有发现。

出土陶器以夹砂为主，泥质陶次之。泥质陶一般未经陶洗，故偶含零星沙粒、岩屑，器表都打磨光滑。陶色以红陶为主，红陶多数都施红陶衣。器型主要有鼎、豆、罐、壶、钵、盆、鬶、盉、鼓等，有极少陶质玩具和装饰品。其中大汶口陶鼓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陶鼓之一。彩陶比较发达，还见少量彩绘，均主要施于豆、鼎、壶、罐等类器。色彩有红、深赭、白等等。口沿、足部多施赭彩，肩腹部多施红彩。复彩图案常见于鼎、壶、罐、钵等，多火红彩为底，赭彩漫涂，红白彩勾点。主要纹饰为网纹、涡纹、平行线、几何图案等。手工器物比较多见，有罐、鼎、杯等。制法主要是手制，以泥条盘筑最常见，个别小件器物或器物附件多为捏塑。口沿、肩、腹慢轮修整也是常有的现象。豆盘及豆柄的接合多为粘贴，鼎足接合多数是粘贴。遗址上部有商、周、秦、汉时期的堆积，出土有铜剑、铜镞、陶鬲、陶鼎、陶盘等遗物。其中战国黑陶盘制作精美，系轮制磨光、压磨图案，代表了当时较高的制陶工艺。器类单一、彩陶发达是该遗址的主要文化特点，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和风格。

1981年，该遗址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公布为市级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12月7日公布为省级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南河崖遗址群

南河崖遗址群位于广饶县广北农场南河崖村周围，东距渤海22公里，遗址群南侧有一道古贝壳堤，小清河从遗址群南部穿过。

凡商末周初的制盐遗址往往堆积有大量的盔形器（圜底罐）残片，占陶器总量的95%强。也有少量陶鬲、罐、瓮、盆、豆、簋等生活用具。一般而言，商代盔形器壁较薄，厚约1厘米。西周盔形器较厚，有2厘米至3厘米。从调查采集盔形器及伴出的生活用具看，南河崖多数遗址时代在殷墟四期到西周早期之间。在空间上，西面的遗址年代早，东部晚，有从西向东（东部为海）逐渐移动的迹象。西周早期以后，南河崖制盐遗址似乎一度废弃，东周时人们又重新在此活动。目前仅发现晚期遗址12处，所出陶器以小口圜底瓮和大口圜底罐（可能还有圜底盘）居多，器型普遍较大，陶胎较厚，火候高，颜色多红色或灰色，器表拍印绳纹，内壁拍印方形、菱形或花瓣状纹样。共出器物多半为东周时期的鬲、豆、盂、罐等。这些器类造型较特殊，且多见于沿海地带，出土量大，估计也可能是与制盐业有关的用具。这一时期的遗址规模变小，面积仅数千平方米，分布也较稀疏，没有特别的规律。

广饶南河崖制盐遗址群的发现为探索鲁北沿海商周时期的制盐业的规模、生产方式、海岸线的变迁以及商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2013年5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出土盔形器

（四）乐安故城遗址

乐安故城遗址位于广饶县城北花官乡草桥村，南距广饶县城12.5公里，西至博兴县的利城村（利县故城）10公里，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孙武的诞生地。古济水由西南而东北流至城址西南又折向东流，该城址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80米，城墙基宽25米，城壕宽18米。 此遗址有龙山文化时期的附加锥纹红陶鼎足，商周时期的陶壶、罐、盆及鬲、豆、盘等器物残片；秦汉时期的砖瓦、石磨、盔形器和陶壶、陶盘、陶罐以及漏器的残片和汉代的陶井壁残片等。

城西南角地面上，现存有长10余米、宽2米、高3米的城墙残垣。该城的建造时间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城是在龙山文化、商周文化遗迹上建造起来的，因受山洪、地震和黄河决溢之灾，致使这座早期齐国乐安城在汉初被毁败湮淤。洪水过后，人们又在此城基上重新修复筑城，即成为晚期城址。从出土的文物以及夯土层和夯窝特征断定，该城的建造年代，早期城址修筑时间不晚于春秋末期，后来修复使用的晚期筑城时间在汉代，迄于北魏。

根据专家学者考古发掘的结果和实地踏勘野外，对照《四库全书》、《汉书地理志》等史书记载和地图标示证明：该城址即先秦齐国乐安故城遗址。这一发现，找到了孙武祖父孙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的乐安城，从而揭开了孙武故里在何处的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