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道德伦理必须“顶天立地”

原标题：俊人：道德伦理必须“顶天立地”

从传统到现代，伦理学通过对道德问题的研究而改善人类社会的道德生活，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何承载中国与世界道德文化的现代性经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德和新伦理学，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使命。近日，本报记者就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现代公共伦理的建构等问题采访了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

1“道德千秋追至善，文章一世致中和”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1979年考入中山大学哲学系，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周辅成先生学习伦理学至今，您已在伦理学领域辛勤耕耘了30年，能否谈谈您当初为什么选择伦理学？

万俊人：人们常说：“对于中年人而言，过多的回忆过去意味着衰老”。好在我还有另一种理解：只要保持学习者的心态，回忆无非是人生学术的自我温习，从容回忆总会有温故知新的感受。我的国学老师范曾先生也曾问过我的志向，他要求我只能用四字作答，我想了很久，用了“道德文章”四字。承蒙先生怜爱，将这四字化为妙联并亲手为我书之，其云：“道德千秋追至善，文章一世致中和”。想来我半百人生已过，而立未竞，时感怅然，唯以此联自勉或可持之。

人生总赖天命，志业多由己成。但我的志业却有些偶然。记得考大学时我填写的志愿是文学和历史，但偏偏被中山大学录取到哲学系。大学毕业考研究生，原本想选择西方哲学，但毕业那年母校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罗克丁教授恰好停招，主讲“西方伦理学”的章海山老师鼓励我报考北大周辅成先生的研究生，没有想到竟然中榜。我非常感激周公辅成先生，因为他，我终于走上了伦理学的学习之路，至今尚在途中。

30年过去，我的经历让我确信，走在伦理学道路上于我是再适合不过的学术选择。在哲学的知识王国里，玄思是一种永恒的诱惑，唯有道德哲学或伦理学最能让人既可高挂抽象玄思的云帆，又能行进在生活之海的波谷浪间。时至今日，我很庆幸自己的志业承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于1999年受聘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负责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并担任系主任长达11年。您在系主任致辞中曾谈到，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历史堪称一部跌宕起伏的哲学命运交响曲。您能评价一下清华哲学系复建的历史意义吗？

万俊人：20世纪初，清华大学哲学系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两个大学哲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不仅砍掉了清华大学哲学系，而且也砍掉了清华大学的基础理科群和所有文科学系。至20世纪80年代，清华基本完成理科学科群的复建，90年代开始复建其文科学科体系。对于这些事件变化，我原本一无所知，即使清华领导同我商谈来清华工作的时候，我也没有清晰的概念。一直到最后听到王大中校长对大学学科的一番洞见，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并最后做出来清华的抉择。他说，对于一所真正一流的大学来说，两个学科最基本：哲学和数学。这是一种最经典的大学理解，让我既意外亦生孟子式的“动心”。在我们这个时代，能够对大学教育有如此洞见的教育家已然稀罕了。

于是，我向当时的清华领导王大中校长和贺美英书记提了三个问题，但没有提任何个人条件。这三个问题是：清华是否作为综合性大学办文科？是办哲学系还是哲学研究所？若让我来主持哲学系复建事宜，我是否有足够的组建清华新哲学系的人事权力？在得到他们的肯定答复后，我当即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2 传统好比如来佛的手掌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看待各种不同的伦理思想传统，特别是中西方伦理思想传统的异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为国内著名的伦理学学者，请您谈谈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特质和使命是什么。

万俊人：这是一个老问题，既有的答案诸多，我很难贡献一家之言。如何看待传统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就中国知识界而言，这个问题凸显于“五四”前后，至今尚有争论。坦率地说，我是一个坚贞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传统是一种文化之流，既不应割断，也无法割断。如果你有一种起码的历史感，就很难不认同希尔斯先生的观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好比如来佛的手掌。

传统总是独特的。谈到伦理思想传统，应该说中国的伦理思想传统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感和连贯性。简要地说，欧美文明更崇尚法制秩序和宗教信仰，中国传统社会则在欧美的两极之间取其中，即更重视基于凡俗礼仪的道德伦理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取法乎中”的道德伦理本位论虽有许多“中道圆融”的优势，但就社会治理和文化精神建设来说，道德伦理“硬”不如法制严谨，“软”不如宗教信仰那样不仅“入心”而且“入神”，引人“超凡入圣”。

道德伦理在中国漫长的社会文明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所以，在我们寻求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今天，既要特别注意保持和发扬传统道德文化的原有优势，也要克服我们道德文化的自身缺陷，强化社会法制秩序和现代信念体系的两极建设，甚至是“补课”。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告诫我们：显形的外部社会秩序与无形的内在人心秩序同等重要。我们既不能指望一个“无法”的现代社会秩序，也不能指望一个“无天”、“无心”的现代“良序社会”。道德伦理正处在这两极之间，需要顶天立地，两极用力，而不能依旧停留于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中国伦理学会会长，并担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伦理学》首席专家兼召集人，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于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意义？

万俊人：做会长是学界同仁的信任和委托，不过是“当班服务”而已，当然也有相应的责任。“核心价值”的提出非常及时，“五四”以后，我们的社会文化出现“诸神论战”的无序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致力于重建社会核心价值，但过度的政治化使我们先后遭遇各种政治困境和经济困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采取了经济优先的策略并取得巨大成功。然而总体看来，“后文革”时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核心价值建设相对滞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需要文化探索的时间积累、社会实践的沉淀，需要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因此，它自身的生成以及民众对它的认同、接受和自觉践行，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把社会文化看作一个复杂的“软组织系统”，那么，道德伦理就是其神经组织，而核心价值则是其心脏和灵魂。由此，社会核心价值对道德文化和伦理学研究的“轴心”意义就一目了然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目的性价值”的特征，以及社会总体价值导向、长远乃至终极理想目标和一元整合的思想信念之精神特质。当代中国的伦理学研究需要把握这一基点，围绕核心价值体系这一“轴心”展开其运思论理。

我担心的是，当下的一些研究总显得过于直接、简单，要么有太重的政治图解色彩而缺乏深度论理，要么太过于抽象而落入形式主义的老套。所以，我在一些文章和场合多次强调，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研究必须从源头着手，即先了解并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历史知识，尔后方可谈得上好好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同样，当代的中国伦理学研究也不能停留于简单呼应和解释核心价值体系的直观层面。而应当基于系统完整的伦理学学术研究，在古今中西的多维比照、分析、阐释、论证之基础上，深入把握中国和世界道德文化之“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知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德和新伦理学。

3 创造一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如何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课题。您觉得伦理学研究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的创新提供什么思想资源？

万俊人：在某种意义上，创新、求新甚至猎新一直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性口号。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和最近西方的一些现代性研究者都发现，“新”字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语汇中最时髦、最炫目的字眼。可在我看来，这样的情形或许放在现代技术科学发展的语境中是可以获得解释和证明的，但对于哲学、人文科学来说未必同样有效。

我当然不是否认现代哲学、人文学和艺术的创新意义，更不是因此看轻你所说的“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实上，我是较早发表倡导中国学术话语见解的当代学者之一。但我目前的看法是，“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并不完全是一码事，前者关乎全球对话中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和话语权；后者则只关乎学科理论发展或知识增长本身的可能性。就伦理学而言，创新的确具有某种“非如此不可”的意味。因为，作为一门以“实用理性”或“实践智慧”为主旨的知识理论，伦理学应该且必须直接介入我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经验行为，伦理学理论及其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想说，道德伦理的求变与创新绝非像“器物”和“技艺”那样与时更新，甚至也没有“政制”或政治改朝换代那样彻底深刻。这不仅因为道德伦理最具历史和传统的“惰性”（恩格斯语），而且因为它始终内涵着人类日常生活和人性中最基本或最根本的人伦道理和人之常情，以致它总是带有某种或某些（或多或少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性不变德亦不变”的恒定性质。这些特质自然也使得以道德伦理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及其研究本身，有着相较于其他人文科学更强的知识稳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面对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机遇与挑战，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建立我们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万俊人：这是一个比较敏感且敏锐的问题，我只能尝试着给予回答。毫无疑问，作为一个长期领先于世界却深受近代百年屈辱并在屈辱中奋力崛起的现代东方大国，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做经济强国，还必须光复我们作为文化强国的地位。应当承认，迄今为止的现代世界秩序均是由欧美帝国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现代世界的秩序从来就是少数帝国说话算数的产物。现代社会确乎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莽莽林海，“丛林规则”也的确总是行之有效。在这样的“民族之林”里寻求生存和发展，不仅必须自强，而且必须能够真正参与世界秩序和规则的制定，并让现代世界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的研究让我确信，迄今为止的世界现代性的确是西方的，但西方现代性绝对不是唯一的——它不一定是唯一适合于所有文明土壤、所有历史背景和所有社会条件的现代性模式。而且，它的历史领先并不意味着已然穷尽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全部可能和全部方式。民主政治当然是“好东西”，可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之间，民主政治也呈现出各具千秋的不同样态。科学理性当然是现代性的驱动器和“永动机”，但科技无国界，发明有专利，科学家和发明家有祖国。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完全拷贝西方的现代性，而应该敢于创造一种不同的“中国现代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问题，更是一份文化责任和理论责任。

诚然，强调文化和理论话语的自主自律并不意味着任何意义上的文化自恋或理论封闭。恰恰相反，历史的文化经验反复告诉我，文化的胸襟和视野越是开放，文化的自我创新和独立发展就越是强健有力。

4 理性心态看转型期伦理道德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转型期，存在一些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象，如何从现代公共伦理建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

万俊人：如何认识和料理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和公共信仰问题的确是一个十分复杂艰难的课题，无论是对于曾经的欧美社会还是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都是如此。社会转型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革命性、颠覆性的，另一种是结构性、体制创新型的。我把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比喻为“火车加速拐弯”，意思是说它既有社会基本结构和体制的转变，又在不断加速中进行。而加速拐弯必定使我们的社会改革风险加大，成本或代价急遽增加，包括政治风险、资源成本、环境代价和教育、道德、文化暂时滞后发展的代价。

用历史的眼光看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一些消极的道德文化现象，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做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结论；用辩证的方法分析，我们的眼中就不会只有见死不救、道德冷漠、商业欺诈这些触目惊心的非道德甚至反道德景象，而应该还有抗洪救灾、“美丽妈妈”、“勇敢司机”等感天动地的道德英雄。确实，处在社会急遽转型过程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触目惊心与感天动地同样凸显，对照如此炫目，人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感慨是不难理解的。当下的困难在于以怎样的心态和姿态来看待这些问题，更重要而关键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心态应该基于健全理性而非片面激进，我们的姿态应该是积极参与社会道德伦理文化的改善和建构。

需要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公共化的开放社会，传统的家族式、地方性或特殊群体性的道德伦理已不足以料理日益开放的公共道德问题。现代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规范体系则更适应现代社会日趋公共化、组织制度化的普遍伦理要求，因之它必须建立于两个公共基点之上：其一是现代法制体系，其二是现代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我前面所说的道德必须“顶天立地”就是这个意思。立基于健全的现代法制秩序，公共道德才有可能建立并赢得公共信任；确立现代社会的公共价值理念或信念（比如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现代公共道德伦理才能获得其广泛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引领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官德示范和公共领袖（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示范在未来道德建设中的作用，请您谈谈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思考。

万俊人：我之所以特别强调官德示范以及文化、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公共领袖的道德示范，主要是基于几点考量。

首先是前提性的理论考量。道德文化的养成和传播不是一种简单的知识传播，而是一种“见诸行动”的道德示范和先进引领。与其他类型的学习不同，没有具体的行动示范，我们是很难充分理解和接受某种道德知识及伦理教诲的，更不用说去自觉践行道德伦理了。

其次，就公共道德而言，最能发挥道德示范的群体是官员群体，因为他们被选为公共权力的代理者和操作者，他们的言行直接显露于公共社会和公民大众，对公众的公共言行有着直接而鲜活的影响力。

再次，如果考虑到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传演的历史经验，就更能体会官德的公共示范作用和意义了。比如说，为什么民众如此看重和关注“清官”问题？包公形象为什么在人民心中长久鲜活生动？

最后，我想特别指出，在现代公共社会里，不仅官员，而且经济、文化和宗教领袖（具体地说，那些商业、文艺明星或经济、文化名人）的公共行动示范，对于公共社会道德文化的建设也有着特别重要甚至关键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