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业为何人心不古？ 道德背后有一串精密计算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