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我有一种托孤的感觉

原标题：杜聪：我有一种托孤的感觉

河南与云南的一些农村是中国艾滋病重灾区，与云南以吸毒为主的传播渠道不同，河南农村的艾滋病者多因卖血而受到感染。那里的有些农村，几乎一代青壮年，因为五六十元一次的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同时产生了整整一代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他们被称为艾滋孤儿。

大部分的艾滋孤儿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更不幸的一小部分艾滋孤儿本身也感染了艾滋病毒。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目前我国有艾滋孤儿7.6万人，到2010年将达到26万人。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把人生与艾滋孤儿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叫杜聪。

10年前，年仅29岁的杜聪已经是一个银行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士，哈佛的硕士，在华尔街闯荡的岁月，让这个年纪轻轻的香港人当上了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10年后的今，杜聪总是带着一大一小两个拉杆箱，穿行于艾滋村，本来略带洁癖的他，走进一个个破败的家庭，看着村头田间的一座座新坟。

“我从来没见到这么大的苦难在这么小的地方发生”。于是，他辞去年薪百万元的工作，专职救助艾滋孤儿。4年里，他创办的智行基金会已经让4000多名艾滋孤儿回到学校。

“在开始救助孤儿之前，我从来没有失眠的习惯，但这些年来，我不止常常失眠，还常常做噩梦，有时候会在凌晨时分惊醒，然后无缘无故地哭起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杜聪细心地拢了一下头发，语调轻柔，显得很温和。

他说，“与非洲一些地方艾滋病感染者年龄层比较平均的情况不同，这里的感染者集中在30岁～40岁的青壮年，于是在这些村庄中，中间整整一代人悲惨地死去，老一代的爷爷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在风烛残年承担起了种地，赚钱，照顾孙子的重担，经历着身心的双重折磨，孩子们失去了父母，没有经济来源，在歧视和苦难中面对人生。”

他永远都不能忘记2001年夏天去到河南考察的经历，他们一口气跑了数个村庄，“其中一个村有个大队，几十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艾滋病人，在阴暗的、密不透风的屋子里，躺着一个个年轻而病危的人。当时药物十分缺乏，病人普遍发烧、咳嗽、腹泻，长满了疱疹。”

他记得，有一户人家本是三代同堂，有六个兄弟姐妹，为了盖房子去卖血，结果全部染上艾滋病，六个兄弟姐妹死了五人，最后一个奄奄一息。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天天搬运砖头，用运一块砖头赚的几分钱，来养活孙儿孙女。有一个老奶奶，她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媳妇丢下两个被感染了艾滋病的孙子走了，孙子成了老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当杜聪到她家的时候，老奶奶的一个孙子已经死了，另一个孙子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老人家告诉杜聪：“等他们两个都走了，我也就可以走了。”那悲凉的语气久久不得散去。

空荡荡的新房和一座座新坟

杜聪告诉记者，他的眼前经常出现两个场景：一个是村庄里一座座空荡荡的房子。这些房子很新，盖房子的钱中有相当部分是农民们五六十元卖一次血换来的，房子盖好了，人们也逐渐死去，房子成了空房。和房子相对的是农田里的新坟，在六个星期一次的回访中，杜聪都会发现新增加的一抔抔黄土，黄土下掩埋的人也许正是他前一次家访的对象。“有一次，我经过村头一片田地，正好有两个男人在挖墓地，大大的深深的土坑，我脑海里浮起一个念头，不知道是给家人挖还是给自己挖，我不敢去问。”

第一次走访的结果是，包括杜聪在内的五个大男人蹲在村口的玉米地边痛哭了一场。

这不是杜聪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在美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的25年前，杜聪还是一个中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突然死亡让他震惊，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艾滋病。杜聪所住的旧金山在当时是艾滋病的高发地之一，进入大学后，杜聪发现自己的性取向异于常人，而同性恋的圈子同样是艾滋病的高发人群，他周围陆续有朋友死去。一直以来，他对艾滋病有着特别的关注。

就在离开农村前的一个晚上，杜聪彻夜难眠，倚在窗前，仰望着天空中的点点星光，他下决心，要为这里的人做点事。

建救助体系助四千艾滋孤儿

他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激烈反对，“母亲觉得我们把你送到哈佛，念书毕业，不是用来做义工的。而且你为什么那么关心跟你毫无关系，那么遥远的一群孩子？”但杜聪的想法是：“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不会死的，但如果不做救助行动的话，这些孩子会在社会生活几十年，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孩子们长得很快，不赶快救助就晚了。”他辞了年薪百万的工作，把自己创立的智行基金会移师中原。

杜聪把救助的突破口选在教育，并选择了最为稳妥可行的救助体系：以村为单位，凡是村里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入学。他把受艾滋病影响的孩子解释为父母双方或单方患有艾滋病的孩子，而且基金会将把学费直接付到学校，以免被挪作他用。

目前，杜聪的救助已经扩大到河南、安徽、山东和广东四个省的60多个村，受助的孩子从第一学期的127名，到目前的4000多名，其中有200多名是艾滋病患儿。最让杜聪欣慰的是，这些孩子中已经有400多个考上高中，超过100个考上大学。杜聪说，智行定的标准是救助孩子们一直到初中毕业，但是对于考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孩子，智行将继续负担学费，这对于在苦难中挣扎的孩子们最大的激励。

除了教育，他还操心着孩子们的未来。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杜聪想方设法给他们寻找职业培训的机会，介绍到东莞一些港资企业工作。“第一批是三年前送来的，大约有几十个孩子吧，只有老板知道他们是艾滋孤儿，有一个已经升了两次职了，第一次升职的时候，他买了块手表，要做管理工作了，得准时。”杜聪很高兴地告诉记者，“我们只是想帮助他走好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这一步影响着他们的一生。”

创鸡蛋策略被政府推广

杜聪的救助历程充满了坎坷，但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因为种种机缘，他的基金会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第一线展开救助的民间机构。

杜聪说：“民间机构的作用可以比喻成样板间，在一栋五百个单元的商品房中，作为在第一线工作的民间机构，可以探索出一种适合民情和国情的模式，而在政府部门认可了这种模式后，政府部门就可以推广到所有的毛坯房中。”

他告诉记者，当艾滋病的抗病毒药刚刚在河南推广的时候，政府花了很多钱买药发药，但村民们吃药的积极性不高，因为那时农民们已经处于极度不信任的状态，他们不相信这些抗病毒药能够救他们，不按时按点地吃药。由于抗病毒药在开始服用阶段的副作用比较大，甚至还有传言抗病毒药会毒死人。

智行基金会推出了一个鸡蛋策略。动员村民邻居去督导病人服用抗病毒药，同时给每位按时吃药的艾滋病人发鸡蛋。自从推行鸡蛋策略后，那个村子里服用抗病毒药的村民一下子从46个增加到100个。那年春节，“智行”发了7万个鸡蛋。随后在一次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来视察的时候，当地官员向吴仪介绍了发鸡蛋措施。吴仪说这个方法好啊，于是政府在24个村全面推广发鸡蛋的策略。

以微薄之力抗艾滋歧视

4年来，杜聪总是在路上，除了争取募捐到更多的慈善资金外，每六个星期一次的下乡探访是雷打不动的，近年来，他的行程还多了一件事就是到全国各个高校去做讲座。他告诉记者：“希望能给即将从农村走进城市，即将从孩子成长为大人的艾滋孤儿们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

他看到太多对艾滋病、艾滋孤儿的歧视了，“到北京搞艾滋孤儿的夏令营，40多家旅馆，没有一家愿意收留这些孩子们。这些高高兴兴上北京看升旗的孩子们知道这个现实后将会是多么伤心。这些孩子中的不少人心理已经备受摧残，我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或“忍”字刻在手臂上，有的孩子立志长大后要去血战报仇。他们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社会的关爱，会走上怎样的一条路？”

“前几天我们曾经救助的一个孤儿要结婚了，大家都为他高兴，但不幸的消息来了，未婚妻知道他父亲是个艾滋病人，就悔婚了。你可以想见社会对艾滋病的歧视和恐慌有多么严重。”杜聪告诉记者。

对话：有时会在睡梦中哭醒

记者：做救助艾滋孤儿这件事，你最大动机是什么？

杜聪：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托孤的感觉。有一次我到一个家庭，一个母亲哭着扑过来，苦苦哀求救救她那个患了艾滋病的年仅8岁的儿子。村外农田里的一座新坟头是属于因艾滋病而去世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我强忍泪水对那个几乎绝望的母亲说：也许我没有能力为你的儿子做些什么，但我要确保你的女儿能有读书的机会。

记者：你刚刚说到，开始救助之后，你经常在失眠，在睡梦里哭醒，你自己的心理状态怎样？需要求助心理医生吗？

杜聪：每一次去那些村庄都会在心里积压上一层负担，一层层积起来，解不开。所以朋友说我应当去看心理医生，但我一直没有去。调适自己，不断排解，我喜欢散步。我没有宗教信仰，但记得1997年的时候去西藏旅游，藏传佛教中有两种法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慈悲，我很受启发。

记者：你的救助工作在一开始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杜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去了很多的地方，被拒绝了，碰钉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做的工作，中央政府是非常支持的，但地方上有一定的阻力。

记者：面对这么多困难，你想过放弃吗？

杜聪：确实有时候觉得，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做这个工。有一年我们为了赶路，坐了一个晚上的车，而且那个冬天很冷，整个晚上都在车里面颠簸，而且又是我的生日，我也想念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赶路，很冷，又冷又饿，又是春节，我就哭起来了，觉得我那么辛苦到底是为什么？

但想起那些坚强地面对人生逆境的孩子们，我对人生亦变得更积极乐观。那些孩子真的很坚强，家里最大的孩子往往就是一家之主了。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要做多久？

杜聪：刚开始的时候，我设想的（救助艾滋孤儿）是三年，但现在我们在做未来十年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工作真的很艰巨。我感觉身边的人都没能看到这一场火将烧到多严重，但我认为是很恐怖的。

记者：我们看到丛飞的例子，会遇到一些道德水平不算很高的对象，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比较灰心的情况？

杜聪：帮助的人里有素质高的，也有不高的，所谓的农村刁民。但大部分我所接触的人都是很好的人。

记者：你现在到处演讲，力图将社会对艾滋病的氛围有所改善，你不觉得以一人之力来面对整个社会目前现状，有一种“唐·吉诃德”的感觉？

杜聪：我经常举海星的例子，可能海滩上有成千上万快要被干死的海星，我们只能一个个把它们抛到海里去，可能对整个海滩上的海星来说，我们只帮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对于被我们抛回海里面的那个海星，它得到了百分之一百的帮助，也是因为我们的帮助它能活下来了。每一次讲座我都觉得是有效果的，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艾滋病的世界，让更多的人来做一点点事情。

记者：中国的NGO（民间组织）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你怎么看他们的发展，年轻人可以怎样参与这些民间组织的活动？

杜聪：中国的民间组织、慈善团体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很难吸引人才，钱和资源都比较少。目前这一些小型的民间组织很难持续发展。对于年轻人来说，刚毕业可能觉得民间组织工资太低了，其实只要每个人有点回报社会的心，可以做很多事情，小到给艾滋病孤儿们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