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中的“方舟”,绝望里的救赎。11月25日,清寒。一缕阳光透过楼宇间的缝隙,斜照在孟林脸上。孟林,43岁,27岁时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他说,“呼吸就有希望。”[详细]
孟林说,很多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只知道自认倒霉,根本就不知道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且由于歧视的存在,很多村民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不敢公开出来接受治疗,一些能够得到的照顾也得不到。[详细]
孟林说,现在困扰艾滋病病人的已经不再是没有药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的歧视,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公权的歧视。[详细]
他27岁就任瑞士银行香港联席董事,29岁即成为法国银行副总裁。而34岁的他告别“成为华尔街出色银行家”的梦想,走到了艾滋病人的身边。[详细]
上世纪80年代,河南农村因卖血出现无数的艾滋病家庭,又因而遗留下成千上万的艾滋孤儿。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挣扎,希望之门关闭,等待他们的是灰暗无边的命运。[详细]
每次去那些村庄都会在心里积压上一层负担,一层层积起来,解不开。我没有宗教信仰。但1997年去西藏,藏传佛教中有两种法器,一个代表智慧,一个代表慈悲,我很受启发。[详细]
国内最早从事艾滋病临床治疗的医生徐莲芝,国内圈里对她有一个公认的评价:在上世纪90年代,艾滋病病人备受歧视的大环境下,她是真正能够把病人当作人去对待的医生。[详细]
不戴口罩、不戴手套,查房时会拉起病人的手测脉搏、量体温,没有隔阂和忌讳……感染一科主任郭艳萍从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我们必须互相信任。我也经常告诉病人,消除社会歧视得从自身做起,首先不能自暴自弃。”[详细]
拯救他们,然后老去。徐莲芝穿过感染科一层那段灯光昏暗的走廊,轻轻推开一扇木门,走进艾滋病人住院部。这道被认为隔绝了生与死的走廊安静得可以听见风吹过的声音。[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