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学家江平：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原标题：著名法学家江平：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亦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江平：1930年出生，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曾参与我国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数十年为法治中国“呐喊”，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10月4日，江平搬离养老院，回到位于北京南四环温泉公寓的住所。

公寓里的一切保持原貌：几盆绿植长势喜人，墙壁上挂着他最钟意的一幅照片——某次演讲时，他双手分开，向上延展，整个姿态仿佛在呐喊着什么。

尽量减少外出时间，让自己习惯于老年生活——他即将迎来85岁生日，“老去”的困境无法逃脱，只能接受。

让他矛盾的是，某些重大时刻，他又忍不住在公众场合出现，思考、发声、呐喊。

其实他对剩余日子的期望也不高，胡适的话正好能契合：“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唯一惦记的是“启蒙”，不同时代里关于法治的启蒙，这是他的“初心”，他也笃定认为这是他所追求的真理——“我只向真理低头”。

狄尔泰写《施莱尔马赫传》时说：“一个思想家的一生就是一个小宇宙，反映着思想家生活的时代——一个大宇宙。”从江平的经历来看，他起伏的小宇宙，折射的是时代的剧烈变动。眼下，这个小宇宙仍在发光，发热。

法学家的博弈

10月9日，北三环一家律师事务所挂牌，江平题字的牌匾被小心翼翼从封套中抽出，端放在众人面前。“易与天地准，法治贯乾坤。”有人念出声来。

江平秋天刚写下的这两句话，既是对新开张律所的祝福，也是对法治的期望。他依然每年数次现身这样与法律相关的聚会。

纵观江平的一生，法治二字始终贯穿。他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立法的历程，尤其是从起草民法典到《物权法》出台，长达近30年。

2003年，新一届人大将《物权法》列入立法规划，人们对这部法律的通过普遍乐观，其中也包括江平，那时他是民法起草小组组长。

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江平总结，当时遭遇的最大困难，是法律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或者说，法律本身也被当作一种工具，容易受领导意志和行政力量干预。

江平不希望《物权法》流产，多次强调：“它的基本精神就是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对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过去我们没有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财产法律，《物权法》将填补这一空缺。”

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民众对这部草案反响强烈。

一个细节是：2005年8月10日结束征集意见时，《物权法》草案共征集到11543条意见，最让他感动的是，意见中有一封盲文信件，厚厚的三页纸，都是一针一针扎出来的。

但糟糕的是外部压力：《物权法》受到了来自巩献田公开信“背离宪法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批判，以至于立法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谈“物”色变。

江平选择与一众法学家集体高调回应这一争议。

“《物权法》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改革开放的要求。”2006年两会召开前，江平在一次《物权法》的研讨会上发声。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五年八审”的《物权法》终于高票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回忆过往，留学苏联学习法律，仍旧是江平生命里最美好、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时他处于一种平和安宁的状态：远在苏联，脱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外国学生的身份，也将他与苏联的政治运动阻隔开来。

这段时光也为江平后来的法学生涯划下了绵延不断的弧线，同时让人对他的思想倍感奇怪：来自前苏联的法学者，如何具备了“民主”、“自由”的思想基因?

江平也曾试图从那些记忆里，追溯这基因的由来：“苏联的5年法学教育，尤其是民法，基本还是德国的模式，是西方国家通用的民法思想，和世界各国没有太大的出入。”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永远的江校长”

《物权法》风波渐过，6年后的一个夏天，“80后”青年蒋保信骑行川藏，在318国道一处路碑旁的石块上，他看到一行留言：“只向真理低头!——向江平校长致敬。”

这里是荒山野岭，没有人家，倒是风景美得一塌糊涂，溪水奔流，绿树成荫。坐在石块旁，这位年轻人盯着这条没有时间和落款的留言，发了好久的呆，想知道江平到底是什么人，让骑行者把崇敬之情带到这里。

2013年，蒋保信终于见到了留言中的主人公。彼时江平已经83岁，身材魁梧，头上白发稀疏，淡淡的倒八字白眉，看上去倔强而威严。

相见的场合，仍然有人称呼这位眼前老者为“江校长”。

在上世纪90年代，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一职。现在回想，他说，被免职时的最大的感受是轻松。“身在其位，没法脱离环境，校长要说的话、要做的事，难免和自己内心有矛盾冲突。校长不干了，可以少说一些违心的话，少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

描述这些感受时，会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的是江平1999年9月和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某届毕业生的合影。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几乎是江平一段新生活的开始。此前他命途坎坷，被划分为“右派”，被迫与结婚一个月的妻子离婚，在劳作时又被火车轧断左小腿，就此失去黄金20年。

法学家龙卫球曾回忆，江平在与他一次私下谈话中说，1979年以后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日后有幸担任校长，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教育搞好，深信法学教育才是法治基础之基。

尽管担任校长只有一年半，江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改革，但形格势禁——正如他后来所说，在无法获得独立，无法保障学术自由的情况下，大学校长也难有作为。

昔日的学生们如今已散落四方，但“永远的江校长”这称呼一直未变。

中国政法大学的马永平形容江平对学生几乎是“有求必应，也有所担当”;江平的学生阿计，则将江平的影响总结为“给予他三种生活”：世俗生活、知识生活和精神生活。

其中精神生活，就是“为他们确立了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和气质标准。”

“人梯”和“母机”

江平拥有的头衔众多，他最喜爱的是“教授”这个称呼。

他在北京政法学院授课时的风采，曾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颇有风度，从不找人代课，也不用讲稿，很多知识和典故信手拈来，像聊天一般。

直到6年前，他还在给部分管理学院或EMBA课程授课。他觉得很大一部分成就感来自于讲台。“讲课时，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2009年，因为脑血栓复发入院，不能动弹，江平才察觉到身体的危机，忍痛将课全部辞掉。

那时他躺在病床上，周围都是人，“他们的声音我听得到，也听得懂，却没办法回应。”他回忆起脑血栓住院时的感受。

这让他联想到1957年时小腿被轧断的那一次，日子已经痛苦到极点，所以在火车驶过的瞬间，就像整个人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连疼痛也察觉得不清晰。

命途顺遂的年代，他康复的愿望更强烈了，一个月后就出院，逐渐恢复。课却不敢再接，这也成为他的遗憾。

江平使用了两个词语，来描述他青年时代就已明确的个人使命：“人梯”和“母机”。

他常说，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法律人，在法学界的作用，就是一架“人梯”，在接受过现代法律教育，拥有法治理念后，被投放到教育岗位，为硕士生、博士生，花费七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搭建一架学习法律的梯子，也是培养人才的“母机”。

在1996年回顾执教40年的一篇短文中，他曾表述说：“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如果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即便是在离开校长职务的会上，他也动情表达过对重新执教的欣喜：“这一刻其实轻松了，可引用陶渊明的诗句‘田园将芜胡不归’表达心情，我的田园就是教学，那里已经荒芜久了，如何不去归耕，我终于可以回来归耕了。”

“现在来看，我们起到了这个‘人梯’的作用。”江平笑称。

“知识分子”的呐喊

江平自传《沉浮与枯荣》的作者陈夏红，前不久在甘肃政法学院做了个讲座，题目是《近代中国法律人的命运：从1840后到1940后》。

在这个讲座中，他在中国每十年出生的法律人中，选取一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物展开分析，让听众对这些人在一个世纪里的命运有更直观的观察。

1930年后出生的学者中，他选取的代表便是江平先生。在他看来，江平不光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甚至在1920年至1940年出生的法律人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称之为泰山北斗，也不算恭维。

并非因为他的学术。其实整体来看，江平的学术著作并不算多。在我与江平的长谈中，他为自己没有在法学的专业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而遗憾，并谦虚地说自己称不上法学家。

江平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知识分子”的身份上。“他通过演讲、呐喊，成为中国社会法律精神的布道者。”陈夏红评价。

这种对公共政治的兴趣，可以追溯到高中时期。那时的江平喜欢看中共主持的《文萃》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主持的《观察》。

两份刊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关注国家大事，针砭时事，对腐败与黑暗给予了暴露和批评。最终，这两份刊物先后被迫停办。

随着年岁增长和阅历丰富，这种兴趣愈演愈烈。在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江平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李慎之是法律委员会委员，两人相处5年，言语投机。

90年代，他们一起去贵州，在摇晃的汽车里，李慎之对江平说了一段话：“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

李慎之的直言让江平深有同感。在他看来，法治与政治亲密，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如此，在中国尤其突出。

80岁时，许下一个希望

这已是我第二次采访江平，他鼻梁上架着宽框眼镜，依旧是白衬衣，声音洪亮。

除了有些耳背，偶尔会记错时间。在流逝的是他的年纪和精力。

为看一场球赛直播，前一天晚上他熬到10点半，最终还是没等到，失望睡去。第二天才回过神来，哦，把日子过得提前了一天。

每当谈论足球，他就会流露出少年般的欣喜神态。“看球，还是要有倾向性的。”他笑着说。过去他最喜欢的球队是AC米兰，如今上了年纪，夜里的比赛看得少，越来越关注国内球队了，比如北京国安。

2002年他去了趟韩国，看世界杯的头一场比赛，他清晰地记得是哥斯达黎加对阵中国，就在韩国光州的球场。“真惨，一分没得。”他喃喃说。如今他已很少去球场，但却怀念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

偶尔，这位耄耋老者也会想起童年往事：四合院的安宁，夏夜里数星星的静谧，厂甸旋转的空竹，京剧唱片里的咿呀声，小狗从这间房跑到那个房──美好又模糊。

江平的过往和姿态，忍不住让人想象他如同森林里象征智慧的麋鹿，独自站立，笑看森林、废墟。

他的一位好友已经离开了：2003年4月22日，李慎之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当时曾有人发出“老年人发出光和热，年轻人炉边取暖”的追问，以此表达身为后辈的羞惭。

另一位好友吴敬琏，和江平同岁，两位老人至今还在担当发出光和热的角色。他们身旁，围坐的是在炉边取暖的年轻人。

江平先生曾在自传的序言里回忆起两位老友：“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

这让他在80岁时许下一个希望：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如今他85岁，这两杆大旗，还在继续高举。

同题问答

1、新京报(微信公号ID：bjnews_xjb)：你的理想是什么?目前实现得怎么样了?

江平：中国的法治进步。遗憾的是，目标还远得很，法治理念并非和社会发展一样，一直笔直前进，甚至会进一步退两步，关键是社会怎么意识这个问题，减少阻力，快步前进。

2、新京报：你的生命里，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持的?

江平：研究法律、教书授课、做知识分子。

3、新京报：什么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刻?

江平：1957年被划为右派，腿被轧断，刚结婚被迫离婚，三件事情对于一个当时20多岁青年来说，是最沉重的打击，最艰难的时刻。

4、新京报：这样艰难的时刻，让你坚持下来的源动力是什么?

江平：其实根本无法逃避，只能面对，选择接受。

5、新京报：使用过最多的词语是什么?

江平：“呐喊”吧，我的几本书都用了这个词，就是要更多唤醒人们对于法治的理解和重视。

6、新京报：你的座右铭是?

江平：只向真理低头。

7、新京报：你觉得事业上，最珍惜的是什么?

江平：我能把我的知识和经历教授给学生，和学生建立的友谊，学生对我的信赖和理解，我很珍视。

8、新京报：用一个词来形容目前的心情?

江平：平和。尽量减少社会活动，习惯老年生活。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编辑李天宇

编辑：李天宇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