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智:百年孤独

原标题：一个人 一本书 一百年

撰写《陕西博物馆百年史》，张礼智查阅了大量资料。

新闻提示：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文化遗产丰富，其文物博物馆事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从1909年西安地区最早的博物馆“劝工陈列所”建立以来，西安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最好发展时期。

近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西安培训中心主任、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张礼智历经26年编著的《陕西博物馆百年史》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博物馆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其间有什么经验教训？对于博物馆事业今后持续健康地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一名文物工作者，历经26年的酝酿，撰写一部全面梳理、总结百年来陕西博物馆发展轨迹，叙述博物馆业务活动，记述为陕西博物馆事业付出心血、作出贡献的人物的志书——《陕西博物馆百年史》，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艰难过程？又有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诸多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该书作者张礼智。

结缘博物馆

在百度上搜索“张礼智”，仅仅显示极为简单的介绍“中国，汉族，西安半坡博物馆第七任馆长”，底下还特别注了一句话“实在找不到馆长的资料”。1月7日，在几次约访之后，记者来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馆，和这位“找不到资料”的馆长面对面进行了交流，走进了一个普通文物工作者的精神世界。

记者：在来采访您之前，我特意上网想找找关于您的资料，但几乎没啥收获，干文物工作30多年了，您可是一个在网上“找不到资料”的馆长。

张礼智：找不到就对了，做文物工作首先就要耐得住寂寞，这个事，出彩的地方不多。其实，有很多很多文物工作者以朴素的情怀选择了这个行业，也选择了寂寞和奉献。

记者：前段时间，由您撰写的《陕西博物馆百年史》正式出版发行了，文化部原副部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作者张礼智同志是我国博物馆学领域一位不辞辛苦的探索者，也是一位勤于思考的管理者。”，能不能晒晒您与文博事业结缘的履历？

张礼智：198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就分配到了西安半坡博物馆，其实，当时我是想去秦俑馆，因为喜欢秦汉史，可不是因为秦俑馆“高大上”哦，那时，秦俑馆还是远离市区的一个荒凉地。记得我把去秦俑馆的想法说出来后，文物局人事处处长撂下的一句“你还想去哪儿”的话把我吓得再也不敢吭声，背上行李就来了半坡。后来调回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工作了17年，之后又回到半坡博物馆任馆长10多年。

1986年我参加了陕西省文物局组织的全省博物馆调查，和后来那些大张旗鼓的调查不同的是，这次的调查并不和当地主管部门联系，而是直接进入博物馆，直接接触最基层的博物馆工作者，这使我受益匪浅。当时，我和同事刘彦博骑着自行车几乎跑遍了关中区县的博物馆，当我看到基层博物馆的同行们蜷缩在县级文化部门特有的“宿办合一”的空间内，固守着能够证明这一个行政区域光辉历史的古董；我知道了他们下乡征集文物，没有交通工具、凭借一双脚丈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我知道了他们有时竟长达半年领不到工资，甚至连每晚五毛钱的值班费都拿不到手......越是随着了解的深入，就越是难以忘怀那些默默地、不知疲倦地奉献的博物馆工作者和他们的感人至深的事、越是难以割舍对陕西博物馆的钟爱，一种要将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事记录下来，传之久远的冲动就越来越强烈。这也是写作《陕西博物馆百年史》的最初动机。

26年的“写史”长跑

记者：从1986年萌生撰写关于博物馆发展的题材起，一直到2012年作品完稿，一本书整整酝酿了26年，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

张礼智：磕磕绊绊，初心不改。最早的想法只是写一篇题为《陕西博物馆发展简史》的文章。随着了解的深入和材料的不断积累，这篇文章就容纳不下了。内容就扩展为一本书的模样。我当时想叫做《陕西博物馆发展史》，然而，进展实在是太慢了，时间却过得飞快。转眼已接近20世纪末，总结旧世纪、迎接新世纪是当时的时髦话题，我也把这本书的题目定为《20世纪陕西博物馆发展史》。但是，事不遂人愿，工作中几次大的转折，将这件事情一推再推。就在我一—用宋丹丹的话说“还有十万多字就截稿儿了”的时候，毫无征兆地被任命为西安半坡博物馆馆长，我离开了工作了17年的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处。而题目一放经年，《20世纪陕西博物馆发展史》就胎死腹中了。

记者：有点遗憾。

张礼智：遗憾是有，但说老实话，更多的是内心千遍万遍的自责。当我意识到、并且决定开始研究这一课题时，我才发现时间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紧迫。且不说千头万绪的线索需要查实，浩繁的档案资料需要梳理，仅采访重要当事人一项，就往往因为我的动作稍有迟缓而悔之终生：1998年，我采访了绥德县最早的文物工作者李忠宣先生，但后来有些数据需要核实时，方知李先生已经仙逝。这件事虽然给我提了个醒，但还是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以致后来列入采访名单的西安半坡博物馆第一任馆长茹士安先生、洛南县文物事业的开创者卫迪誉先生都在我将采访未付诸行动前撒手人寰。

记者：当了博物馆馆长，行政事务就多了，要写书就更难了，想过放弃吗？

张礼智：有过这念头，但每当这时候，我有一种犯罪感，那些在基层博物馆不惧艰辛的形象一个个在我脑海闪过。特别是每当我眼一睁一天过去了的时候，我就有可能听到一个博物馆前辈眼一闭没睁的消息，我再一次被一种使命感唤起，重新强迫自己坐下来，拿起笔。在参加了2005年南通博物苑100周年庆典和2009年山西博物院90周年庆典之后，我对撰写陕西博物馆发展史的想法和思路重新进行了梳理，对内容也重新进行了定位，这样《陕西博物馆百年史》的写作重新开始。直到2012年，书稿终于杀青。全书分为《沿革篇》、《业务篇》和《人物篇》。《沿革篇》以历史脉络为纲，力图梳理出陕西博物馆的发展线索；《业务篇》以博物馆的主要业务为纲，分专题对各项业务工作予以叙述；《人物篇》以人物为纲，将陕西博物馆史主要事件融于对人物的叙述中。

遗憾多多期待批评

记者：在《陕西博物馆百年史》这本份量很重的书中为个人立传，特别是为生者立传，选谁不选谁这道题，让谁来做都是个头疼的事。您的这种做法大胆的很！

张礼智：在本书的撰写中，我除了努力使文字尽量地生动一点外，决意引人《人物篇》。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比起选择哪些人入《人物篇》来说，在本书中引人《人物篇》的决定是显得容易多了。中国传统品评人物的标准是“盖棺论定”，而本书所要叙述的人物则大多健在。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受这种思维定势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坚持下来了，支撑我坚定不移地走到现在的信念是：只要坚持事实，未“盖棺”也可以“论定”。

尽管如此，人物的选择仍然给我带来很多的顾虑。因为，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人无完人”的道理，但同时也几乎所有人都会求全责备。为了使我的书不成为众矢之的，我给自己立下丁这样的规矩：凡列入本书人物，只叙其对陕西博物馆之贡献，不做全面评价。人常说，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理解这意思是看人有多种角度，我选择了这样一个角度来审视陕西博物馆界的人物；对你的很多优点，我可能视而不见；你也许有很多缺点，我同样无意计较，我只关心一个问题：你对陕西博物馆事业做出贡献了吗？你的贡献是不是突出的？表现在哪个方面？有，就选！哪怕你的地位很低，没有，就不选！哪怕你的地位很高。

记者：您觉得自己制定的人物入选标准，大家能不能接受？

张礼智：曾经有朋友问我，你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认可？我坦言，对此，我没有些许的信心。甚至，我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雨般诟病的思想准备。但是，我的两个出发点，或者说两个原则却是坚持始终的：第一，我的选取原则可能无法囊括所有对陕西博物馆有贡献者，但县，入选者必定有其过人之处，并且这过人之处给博物馆事业带来益处，而不是相反。第二，我对入选者的记述可能不尽全面，但是写出来的必定是真实的，评价必定是真诚的，我对我的原则负责。

记者：从1909年西安地区最早的博物馆“劝工陈列所”建立以来，西安地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博物馆事业迎来了最好发展时期。《陕西博物馆百年史》作为一本记录博物馆发展历程的史书，忠实地还原了史实，也了却了您一桩心愿。

张礼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写这本书也是这样，杀青之际，遗憾多多。作为一个修史者，秉笔直书是史德的基本要求，我努力这样要求自己，但是，仍然有一些问题讳莫如深、一些内容没写出来，人物的选择、挖掘不够，遗漏太多......我思考完了，也做完了。我期待着批评！